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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
1911年10月10日,发生了一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在与汉口遥遥相对的长江另一边的华中重要工商业城市武昌,以同盟会秘密会员为首的新军举行起义,发表宣言,号召推翻清王朝。在工人和学生的支持下,起义军占领了邻近汉阳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那里贮存着大量的武器弹药等军工用品。
清廷的海军本来奉命开赴汉口去镇压起义,但到达武昌后就地抛锚,拒绝向革命军开火。不久以前似乎还能够号令全国的清王朝,此时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在长江以南的中国已经无人理睬。在北方的一些城市如沈阳(那里原本是满人祖先的封地),清王朝的政令也行不通了。
此时,独断专横的慈禧太后已经去世。因推行新政被软禁的光绪皇帝也已去世。光绪皇帝可能是被他血腥成性的姨妈慈禧太后下令谋害的,因为她感到自己的末日已为期不远,不愿意光绪日后掌握大权。光绪死后,溥仪继位,但他还是一名幼童,其周围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
外国列强,以及中国的地主和买办阶级现在都看明白了,清王朝已不可救药。他们都在寻找一位“强人”,条件是,这个人既能够粉碎革命派或使革命发生逆转,又能够维护列强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这个人只能是袁世凯。袁世凯是训练清朝新军出身的将军,一向野心勃勃。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他假装站在维新派一边,后来却叛变告密,使维新流产。
这时,袁世凯被任命为清军的总司令,后又被任命为总理大臣。袁世凯控制了北方的局势,因为革命派在北方并无军队。接着,袁世凯开始与南方的共和军谈判。袁世凯得到了外国列强们的支持。外国列强们照会说,如果双方不能媾和,他们将出面干涉。南方阵营中立场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分子,唯恐革命的内战会引发农民起义,也愿意妥协媾和。
在双方达成停战之后,革命旗手孙中山凯旋归来,此前他已在海外流亡了20年。1912年2月1日,孙中山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旧都南京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就职宣言特别强调了一点,即不使专制政体以立宪或其他任何形式在中国重现。宣言同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即没有强调同盟会的另外一条纲领——平均地权。
革命党人还存在另外的严重失误:他们没有能够在广大的农村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使得北方的反动派能够以维护封建秩序为借口,来破坏新生的共和国。袁世凯和他的党羽们行动很快,不久就逼迫清帝退位,掌握了北京的实权。清廷的退位诏书以年仅三岁皇帝的名义下达,授命最终实权在握的内阁总理袁世凯“联合南北”,而无视南京早已存在的一个共和制政权。命令还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的共和政府”。清廷还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允许退位后的皇帝享有与外国君主同等的地位,岁俸约200万美元,一切皇室财产包括故宫,都原封不动予以保留,其随员、侍卫的费用都由国家开支;满人贵族也得以保留其私人财产和头衔,并免除兵役;那些穷困没落的贵族,或者将来可能没落的贵族,不管他们的财产是否从民众中榨取而来,都得以保留下来,并给予生活出路。
两天之后的1912年2月14日,被革命军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宣布辞职,让位于袁世凯(清朝皇帝弃位也是将袁世凯指定为继承人)。这一灾难性后果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将包括南方的领导权都拱手送给了倾向并拥护袁世凯的人。那批“最后一分钟倒向革命的拥护者们”,本来都是地地道道的君宪主义者。革命者在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上没有发动群众,也没有组织起革命群众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心中的想法是,这样做可以避免内战和外国干涉,尽量把各种团体都聚拢到共和国的旗帜之下。这样既可以得到国际承认又能够得到新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外国借款。而对此两项,帝国主义列强早就暗示过,除非袁世凯出任总统,否则他们不会施以援手。
对于一向不善权谋而又思虑不周的孙中山来说,他所长期追求、所奋斗而建立的共和国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为了共和国,他认为任何妥协都是值得的。后来他自己也深为此而后悔,因为,他的委曲求全,既未给国家带来统一也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他所企盼的“有秩序的进步”。
191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在南京公布。其中的选举权有针对财产的限制,因而也就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普选权。同年夏天,要求革命成功后改善生活的农民,遭到了袁世凯军队的枪杀和镇压。虽然这时已经是共和国政体,但这些军队横征暴敛的残暴程度,比之前他们挥舞着清朝龙旗的时候,一点都不差。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些经历是一场排练和预演,是一所学习的学校。它使人民真正彻底地认识到,革命的胜利绝不仅仅是改变政府的形式。孙中山本人也会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许多参加1911—1912年那场革命的人,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又吸取了新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与孙中山结成了盟友。
朱德是云南省反清斗争中的一名军官,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38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驱逐了中国大陆上得到帝国主义武装的反动派军队。董必武,辛亥革命时期在汉口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在湖南长沙的青年学生中,有一位参加过反清起义部队,并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善于多方面慎重思考的人,他就是时年18岁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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