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军阀统治与新人民力量的诞生

（1912—1918年）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就不再存在了。一些最有影响的老会员，加入了当时风起云涌出现的新政党，这些政党都没有什么革命经历，后来组成了国民党。孙中山对此是反对的。国民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换。同盟会原本是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则只是一个松散的机构，由于一批见风转舵投机客的大量流入（这批人表面是冲锋在前的革命者，实际则是力图维持旧局面的保守派），使得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大大弱化了。袁世凯之流篡夺政权以后，国民党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虽然国民党还在侈谈“服务社会”，甚至“社会主义”，但它的政纲与同盟会不同。国民党对十分迫切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问题只字未提。这样从其成立之初，国民党这一新政党就初步显现出其已沦为是由一批既无活力锐气又无政治原则的政客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孙中山不久就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他同意并批准在国民党内部再组织一个小的政团——同盟会俱乐部。他想以此来保持老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但并未如愿。

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却在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企图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不久，他就再也不需要《临时约法》的外衣，且不经过一切民主程序，直接同国际财团谈判借款。而过去这一类借款曾引起民众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袁世凯的肆无忌惮和高压横暴，遭到其对立阵营人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袁世凯的人，或者被暗杀，或者遭到子弹的恐吓，一时间人们噤若寒蝉。

国民党的抱负得到暂时的施展，它在第一届国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但它想掌握政权的希望，却因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而落空。宋教仁是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而取得政权的人，是国民党推出的总理候选人。正是在袁世凯的恶棍流氓手段充分展示出来之后，英、法、德、俄、日本银行团对袁世凯向革命党的开战十分满意，五国银行团才向袁世凯政府贷款2500万英镑。美国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袁世凯是善于顺应时势、能办事的“强人”。

在得到了外国的撑腰之后，这位“强人”当然投桃报李。1912年1月27日，即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的第一个月，他急切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签订协定，成立开滦矿务局。根据协定的条款，1900年胡佛耍弄手段从中国窃取的英资开平煤矿和中资企业滦州矿业公司合并，由英方控股。这样，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产区（位于唐山与天津之间，在长城之内）被拱手送与了外人。国家的主权被公开地弃置不顾。根据协定条款，除非得到英国政府的事先同意，否则开滦矿务局的事务不受中国有关矿山开采规定的约束，也不接受中国对矿产征税税率的规定。矿业管理的实际权力，完全落入了英国总经理之手。作为贿赂和回报，薪酬虽然极高却无实权的“董事长”一职，才由袁世凯的长子担任。

袁世凯对英国的回报是中国的煤，对美国的回报则是中国的石油。纽约的美孚石油公司得到了在陕西和整个华北地区独家开采石油的特权。

中国的领土也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助长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再信守它们之间彼此互不侵犯的承诺，而开始了一场新的争夺——掠夺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国”的国旗，展示了它历史性的多民族特色。五条同样宽的色带，象征五大主要民族：汉、满、蒙、回、藏。但袁世凯所代表的是旧中国的封建地主和大商人阶层，他的兴趣只在于，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同样加以剥削和压迫。与过去其他的王朝相比，袁世凯既加强了阶级压迫，又加剧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与过去其他的王朝相比，在捍卫民族的共同遗产即整个国家的权益方面，袁世凯并没有多少作为。为了讨好外国列强，他承认并保证遵守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包括沿中国边疆地区的“势力范围”，如英国对西藏，沙俄对蒙古，等等。袁世凯的所有这些承诺，都被帝国主义者加以利用：一方面加紧分割中国，一方面阴谋将原来划分的“势力范围”干脆变为赤裸裸的占领，将之变为他们的附庸国。例如，西藏贵族的亲英分子，曾宣布非法的所谓“独立”，实际上企图将西藏变为英国的一系列保护领地，对此不管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承认过。

1912年8月17日，英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威胁说，如果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派部队或行政人员进入西藏，或给予西藏议会代表权，英国将不承认“中华民国”。照会还蛮横无理地宣称，英国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方坚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在会议之前，英国将封锁中国人员和货物通过印度进入西藏的所有通道。[1]对此，袁世凯政府只是发出了一封措词软弱的抗议，说此举实际上是“友好”的英国对中国的宣战，却仍然同意举行谈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英国不仅图谋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还企图把西藏东南的一大部分并入英国在印度的领地。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2]要求，建立一个“外藏”，实际上将其变为了一个独立的实体，另外一个是“内藏”（包括藏族和其他民族居住的几个省份），对此中国将拥有行政管辖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英方在谈判中对中方代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还直接照会北京说，“英王国政府的忍耐已到了尽头……除非签署本条约，否则麦克马洪爵士将与西藏各方单独签订条约。”袁世凯政权尽管对帝国主义总是百依百顺，却也拒绝在西姆拉会议上由英国单独炮制的条约。1914年7月3日和7日，袁世凯政权不但在会议上，还通过驻英公使，宣布拒绝本条约，同时宣布将来英方与西藏任何人单独签订的各种协定，均属无效。

这样的举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早在1914年3月，麦克马洪就劝诱西藏地方政权的代表龙臣·沙特拉（Lochen Shatra），与之未经任何正式的谈判，就在德里秘密签署并画了一张地图，把西藏东南部的数个县划入了英属印度之内。这一阴谋是背着中国政府干的，龙臣·沙特拉的行为也受到拉萨方面的谴责和驳斥，但其照旧在上述各县收税并行使行政管理。因此，直到15年后的1929年，英方才公布麦克马洪与龙臣·沙特拉签署的这些文件。而在1936年之前，英方不敢把“麦克马洪线”作为官方地图上的边界。1936年，中国面临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处境十分困难。即使在此刻，蒋介石政权也没有承认这段边界，以致这条界线消失了数年，甚至在英国官方的印度地图上也不见了。

因此，无论西姆拉会议还是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生效过，更不具有合法性。这些都不过是英国殖民主义企图把西藏从中国永久分割出去的伎俩而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目的是从西藏人手中盗窃这片土地，把西藏变为他们的保护地，归其直接进行殖民控制。[3]

1913年，袁世凯对帝国主义者软弱屈膝的政策，以及他在国内对人民的背叛，引发了孙中山讨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是南方数省组织的武装起义，持续几个月之后被镇压下去。国内各方对袁世凯的极度愤慨，无疑使得袁世凯在向外国屈服方面更加小心。二次革命失败，革命者未能推翻独裁者的原因仍然在于他们没有发动农民，农民阶级对革命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