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赢得长哭埋愁地

―得是真能干活的壮劳力，我要亲自挑人。”

    徒众露宿在秋瑾墓的树林里，一方石桌上摆了茶水，春山对索宝阁谈合作事宜。索宝阁听了几句，挥手打断他的话：“道门不是企业，我是神，没有人可以和神合作，只能信仰神。”

    旁边坐着的索叔一愣，忙端起茶杯，遮住半边脸。春山诚恳地说：“日本已经有很多神了，还有天皇，在信仰上早就够用，当今社会以经济为主导，咱们还是务实吧。”

    索宝阁：“经济繁荣掩盖了精神空虚，民众期待真神的出现，现在正是我‘除去面纱露真容’的时机，我一直隐藏自己的高贵身份，其实我是――世界的天皇。”

    索叔脸色大变，茶水洒在腿上，却不知觉。

    春山笑容僵硬，索宝阁向俞上泉一指：“在我道门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取代日本的天皇，比如俞上泉。如果你信奉了我，就让俞上泉做美国的天皇，让你做日本的天皇。”

    春山忙低首推辞，连喊“不敢不敢”，猛地直起腰，叫道：“这……太离谱了。俞先生，你信么？”俞上泉：“我……信。”

    春山：“抱歉，我实在帮不上你们的忙。”起身快跑而去，俞上泉忙追出。春山是乘轿车而来，俞上泉未及追上，望着轿车远去的土尘，愣在墓台阶前。

    平子正在旁边烧水，拎壶走来，道：“太好了，如果与企业合作，道门就丧失精神修炼的实质了。”俞上泉：“……是呀，在关键时刻，大辉宝阁表现出的智慧，真是令人钦佩。”

    石桌旁，索叔边用毛巾擦腿边说：“女儿，咱们不是说好了‘缓称王’么，你怎么又把‘世界的天皇’说露嘴了，不能忍忍么？”

    索宝阁：“爹，你再嗦，我将来就让你做沙漠的天皇。”

    至杭州的一路上，又招募四十多位门徒，尚无一个中国人。露宿在秋瑾墓的困顿期，索宝阁制定下第一条门规――四不制度：不问时事、不记往事、不交异性、不留私物。私物被称为毒品，三日清缴一次。

    有了制度，随后产生官僚体制，指派三男两女做清缴官，皆为年过四十的独身者，他们很快爱上自己的职位，改为两日清缴一次。

    世深顺造和千夜子在清缴范围外，因为走近他俩，木屐的绑带便会裂开，断口如剪刀剪开般齐整。

    俞上泉的美国出品鳄鱼皮腰带被清缴，只好以绑腿作了腰带。是年9月，日军发起第二次长沙会战，有门徒抱怨：“我们的部队在中国节节胜利，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个中国女人的迫害？”

    有门徒劝解：“看清楚，清缴官都是日本人。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我一念‘大辉宝阁’，内心就充满幸福，还是让我们喊喊口号吧！”

    9月26日，日军左翼由渡头市侵入长沙东南地区，右翼由春华山侵入长沙东部地区，主力自捞刀河畔直逼长沙城。日军大本营提出了“整肃重于进攻、建设重于破坏、开发重于封锁”的口号。

    杭州秋瑾墓树林中，索宝阁提出第二条门规――三合一制度：劳动、心悟、修法是门内三项根本修炼，劳动贯穿于三项之中，在劳动中劳动、在劳动中心悟、在劳动中修法。

    其时，道门接了一批缝制徽标、旗帜的活儿，终于摆脱了经济危机。在劳作时呼喊口号，有兴奋剂效果，可以连续两夜不停。

    旗帜是刨子和锯子交叉的图案，徽标是八脚章鱼的图案。有门徒感慨：“没想到中国的木匠势力这么大，都有木匠工会了！”有门徒疑问：“应该是水产业吧？”

    缝制三十箱，完成订单。来领货的是一伙农民，用牛车拉走。索叔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回答是李门的。索叔禀告索宝阁：“我们给虚无主义者干了活儿。”

    索叔分析，刨子和锯子象征毁灭国民政府，章鱼的八只脚象征民众。索宝阁分析，李门已被虚无主义者控制，作为旧日的李门道首，自己另立的新门定会遭到他们铲除。给活干，是一种暗示。

    一觉醒来后，索宝阁宣布两日内，秋瑾墓树林里将有一场屠杀，她要求门徒殉教。殉教者将获得灵体，灵体水火不侵、日行千里、力如火车，优于肉体千倍，她会把灵体之身的众人派往世界各地――这是控制地球的最快捷方式，她将与众人有福同享。

    有门徒议论：“这个女人是抗日的！她为报复日军进攻长沙，要杀死我们。”有门徒辩解：“我们都是无德无能的小人物，要成为世界各国的领袖，用正常的方法行么？我愿意付出肉体的代价！”

    多数人舍不得离开集体，更舍不得大家共喊口号的幸福感，不思不想地留了下来。待死期间，索叔与索宝阁私语：“女儿，咱俩也要死么？”索宝阁：“当然。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振奋民族精神的唯一方式。”打算溜走的索叔含泪留下。

    第三日清晨，朝阳格外红润。索叔私语：“虚无主义者没有动手！”索宝阁：“别急，再等一日。”

    又等两日，农民们把缝制活儿的尾款送来了。索叔分析，另立新门是虚无主义者欢迎的，因为他们父女与李门完全脱离关系，给这批活儿做，是间接给他们父女一笔补偿费。

    如何对门徒作交代，成为一个难题。如果简单宣布不死了，必将信仰崩溃。为找到理论依据，索叔溜走搞了些报纸回来，其中一张日文报纸上公布了中方长沙守军的抗战宗旨，找平子翻译后为：

    精神重于物质、政治重于军事、命令重于生命、纪律重于一切……日文报纸强调的是“节约重于生产、修理重于购置”，分析长沙守军已弹尽粮绝，日军破城指日可待。

    索宝阁看中的是“收集情报重于判断想象、自我批评重于正规教育”，宣布：你们缺乏对世界各国的知识，成为灵体也是一个傻灵体，难以治国，需要经过充分学习后再死；你们的私人物品被清缴干净，但你们头脑中的自私自利之心仍在，私心是毒品中的毒品，即便你们成为灵体，也是一伙吸毒的灵体，难当大任。

    门徒们展开自我批评，争相自责正是由于自己素质低下，才让集体殉教的大举未能实现。在一片“我坏、我坏、我最坏”的叫喊中，索宝阁度过信用危机，威信反而增强。

    10月8日，进犯长沙的日军退至新墙河，恢复战前原态。杭州《圈圈时报》特约日本评论员大仓喜多郎发表社评：不是长沙守军英勇，而是他们彻底破坏了道路，致使日军无法发挥优势装备，印上红色大标题“交通堵塞”，并对长沙守军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予以指责，引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名言，论证长沙守军丧失了高尚精神，变得急功近利，令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痛心疾首。

    名言译成白话为：做一件不义之举，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即便能得到天下，也是不该做的。

    三日后《圈圈时报》发表一篇短讯，大仓喜多郎遇刺身亡，怀疑是虚无主义者暗杀，报界小规模地举行哀悼活动，誉之为“和平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