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廉·约瑟夫·凯西

，本来很成功，但在1929年的股票崩盘中，亏损了所有的钱。她的母亲玛丽·迈克卡顿，来自布鲁克林区，其父母早先从爱尔兰的拉索文移民到了美国。索菲亚出生于布鲁克林区，比凯西大一岁。 1930年，她正在长岛做电话接线员。一个周末，两个从福特汉姆大学来的人突然光临了她在西亨普斯特德的家。凯西从他父亲那里借了辆福特T型小轿车和同学一起开车来到了库尔兹家。当时那个同学正在和索菲亚的妹妹洛蕾塔约会，这个哥们向凯西保证他们家还有其他女孩。

凯西看到索菲亚的第一眼，就好像什么东西卡在了喉咙里，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她身材娇小，有着天使般的面孔，褐色短发、卷曲的刘海儿垂在额头上。温柔大方的她令许多追求者不出几分钟就在她面前吐露心扉。没过多久，凯西就成了西亨普斯特德的常客。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参加扑克派对——与索菲亚在客厅里喝茶，吃加了糖的面包，偶尔与她的父亲亨利·库尔兹来到地下室——他在那里有个小酒厂，品尝一口他新酿的白酒。

到大三时，凯西对索菲亚的爱慕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他请求她周六向电话公司告假，到福特汉姆大学来跟他在一起。他叫她“宝贝”，在她的鼓励下，他的称呼更加亲昵。在给索菲亚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凯西时刻担心自己过多的关注会让索菲亚喘不过气来，但她的温文尔雅和羞涩让他懂得含蓄和退避。当看到她正在跟别人交谈时，他会尽量不去打断，害怕显得自己占有欲太强。他写道：“你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自己像一条狗一样在利用你的善良。”到大四秋季学期的时候，比尔·凯西陷入恋爱不能自拔。在另一封情书中，他用生硬的散文写道：“我越是想你，就越是仰慕你。宝贝儿，我爱慕你美丽的脸庞，不是因为那和谐的五官组合，尽管那是事实，还因为你的脸上总是闪耀着一种悲悯的、善解人意的、圣洁的光芒。”

他们谈恋爱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索菲亚每天早上都去做弥撒。她的确是一个善良而温柔的人，但骨子里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不欣赏放荡的追求者，尤其厌恶那种到了约会时间却喝醉酒踉踉跄跄地出现在她家前廊的行为，而凯西有一次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是他喝酒太多，或忽视、冷落了她，或与她发生了争执——就算他觉得索菲亚“过于敏感”，也会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抱歉地先认错。每次争吵，凯西都会在一小段短时间的无精打采过后，卑躬屈膝地请求索菲亚的宽恕。在他众多的道歉信中，有一封这样写道：“宝贝儿，每当我与你有丝毫意见不同时，我都会痛苦好几天。我深刻地意识到肯定是我的错，如果有人跟你这样和蔼可亲、性情随和的人相处不好，那肯定是那个人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些打击对我来说，比任何我能想象的体罚还要剧烈。”

大四的时候，凯西的成绩提升到了A和B。他参加了辩论队，收集事实支持论点的能力给教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吞吞吐吐的发言却让人大跌眼镜。他经常跟自己的室友、酒肉朋友“红猪头”科尼利厄斯·卡西迪——一个自由主义者进行辩论，凯西认为卡西迪常常凭借雕琢过的演说术而非事实胜过自己一筹。他跟索菲亚抱怨道：“‘红猪头’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人，他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意见，但事实上狗屁不懂。”1934年6月，凯西以优异的成绩于福特汉姆大学毕业。

毫无疑问，受其父亲在纽约的工作影响，凯西对社会科学逐渐产生了兴趣，并且在福特汉姆大学大四的最后一学期修了四门与教育学和心理学有关的课程。那段时期，他被爱德华·M. 豪斯的回忆录深深地迷住。他告诉一个朋友，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白宫的关键助手，就像豪斯上校对伍德罗·威尔逊那样，在幕后悄悄地对总统耳语，就公共政策提供建议。毕业后，凯西鼓起勇气对父亲说他恐怕要让家人失望了，因为他不想留在城里找工作，准备搬到华盛顿特区，用他从美国天主教大学获得的奖学金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他还向索菲亚宣称：“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挽救社会盲目的经济并改变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

1934年秋，凯西抵达了哥伦比亚特区。他脑海中存在着某种种族主义的错觉，认为首都里的人种都跟他一样。而且那里“有华丽的白色建筑，外围起伏的草坪上栽有几株日本樱花树”，他在信中对索菲亚这样描述。他从未想到首都竟是这样一幅景象：这个城市仍然保持着大萧条后的衰败，到处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一排排经济公寓住宅和杜松子酒馆。尽管如此，凯西相信他会喜欢天主教大学的新社会工作学院。这里所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都是传教士。该学院的新院长约翰·奥格雷迪神父就住在华盛顿东北部的密歇根大道边上，凯西认为他是个博学多识的绅士，撰写了很多有关社会工作的书籍。即便如此，凯西仍然觉得，如果纽约的朋友得知他在学校学习社会工作专业，多少会有点尴尬，毕竟这一科目听起来不怎么有“气势”，所以他只会说自己正在研修社会学硕士学位。

第一学期所修的课程让凯西感到失望，他觉得很多课程都是“婆婆妈妈的东西”，诸如社会调查和儿童福利等。他更感兴趣的课程是与改善工作环境相关的工业职业道德，或“扶贫、扩大人口、清除贫民窟”之类的旧区改造课程。不过没多久，他在华盛顿就找到了其他乐子，比如花费10美分喝一大杯廉价啤酒，或者在大学的网球场学习打网球（刚上了几节网球课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反手扣杀了）。

凯西非常想念索菲亚。他给她写长长的信，事无巨细地汇报身边的一切，而她的回信都很简短，这令他感到特别沮丧。周末闲暇时，他都会在周五连夜搭乘巴士赶往纽约去找他的女朋友。周六早晨到达时，他虽然一夜未合眼仍神采奕奕。他们总是分秒必争地共享好时光。据凯西说，有一次他们在一家夜总会跳舞，享受着盖伊·隆巴多乐队的伴奏，度过了“无比美好的夜晚”。有时他们手拉手，坐在电影院里看一整天电影。凯西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电影评论家，他如此评价好莱坞：“他们以为随便弄上一些淫秽的调侃和一两个卧室场景就能满足大众，却忽略了作品的戏剧性。”到了星期日早上，他又依依不舍地爬上长途巴士，返回特区。

奥格雷迪神父针对新学院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项目，其中包括让研究生住在华盛顿的公共福利机构，去切身体会穷人的困境，但这对凯西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被分配到布莱登斯堡路上的国家劳教学校，里面关押的是联邦刑事案件的少年犯。凯西觉得他们算不上少年，而是一帮“年轻的暴徒”，他这样给索菲亚写道。他甚至调侃地讲，自此以后，在给她的信中会充斥着关于“黑鬼、侦探猎犬、警卫、警报器等等”“绝佳的”新闻。

1935年伊始，凯西开始厌恶华盛顿，痛恨与索菲亚遥遥相隔这一事实。除了繁重的课业，还不得不抽出时间与国家劳教学校里那些“小鬼”在一起。他去纽约探望索菲亚的时间变成六到八周一次。他开始酗酒，常常独自一人泡在华盛顿的酒吧里。同时，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他开始阅读全国经济大萧条时期，250万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未成年人的资料，并且采访了很多现在已经成年的从华盛顿路过的流浪汉。他们“生活得极其凄凉和绝望”，他这样给索菲亚写道：“他们现在就是行尸走肉，所能看到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瓶16美分的品脱朗姆酒……一个允许这些情况发生的社会经济体制绝对是违背道德的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他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