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威廉·伊根·科尔比

令他的指挥官们非常不满。事件的原委是一名在岗的黑人士兵在阿梅里克斯附近因拒绝离开人行道给一个白人让路，被那个白人枪杀了。结果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凶手无罪。埃尔布里奇是坚决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狂热分子（他把儿子送到了基地的一所小学，而不是哥伦布市的种族隔离学校），为此事感到义愤填膺，他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被自由派《国家》杂志转载），谴责这场谋杀和判决。黑人媒体对他的抗议表示大加赞赏，而佐治亚州各大报纸和国会议员都纷纷指责他。当时的美国陆军同该州一样，是个种族主义 “组织”。科尔比便被调离岗位，下派到了一个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第二十四步兵团，这对许多白人军官来说无异于死路一条。埃尔布里奇却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虽然他的军事生涯因仗义执言而一蹶不振。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儿子为此事感到无比的骄傲。

1929年，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又被派到了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该团驻地在中国天津，这是美国军官视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兵役。这一委派对于这家人来说，简直太令人兴奋了。自1899年到1901年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以来，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就同七国联军一起占领了北京东南部的门户城市——天津。

当科尔比一家抵达天津时，步兵团的许多家庭都居住于现在的租界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空出来的区域。此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引领的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被派来保护美国的利益。科尔比上尉在日本公使馆附近的马场道租界区租下了一间大房子，配了六名低薪佣人，其中一个是他儿子的保姆。比尔当时九岁，身穿制服，腰系皮带，银质的皮带扣上还印有一条蛇的图案。他就读于天津英国文法学校，但他对那里严格的体制深恶痛绝。按照要求，埃尔布里奇作为一名美国军官需要学习中文，也是为了帮助儿子就学，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到家中教授比尔和玛格丽特汉语。

年轻的比尔是个傲慢且爱冒险的孩子，这使他常常陷入麻烦。有一次他击掌呼唤佣人，埃尔布里奇认为这样很无礼，于是给了他一巴掌。一旦保姆不在他身边，他会独自走向露天市场和街头，在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进行探险，去看装饰着黄铜灯的黄包车、有轨电车和汽车。他还在租界交了个女朋友，晚上的时候，他顺着自己房间外面的排水管滑下来去看她。有一次，他不顾父亲让他每天放学后直接回家的严格要求，独自一人晃悠到了渤海湾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正在码头拴绳的美国潜艇船员，还坐他的船在海上兜了一圈。结果就是埃尔布里奇将给儿子准备的圣诞礼物（一支从美国订购的步枪）扣押了长达三个月作为惩罚。后来，威廉·科尔比声称，在中国的这些经历让自己感受到了“亚洲异国风情”，为他日后重返这一地区埋下了伏笔。这种说法可能有点牵强，毕竟那时的科尔比还不到11岁。但三年的天津生活，与以往不同的经历的确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重返本宁堡军事基地执行了一个临时任务之后，1933年8月，埃尔布里奇被调任到佛蒙特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遣队作教员。尽管陆军同僚视该职为不尽如人意的工作，但对埃尔布里奇和他的家人来说，是对他们新英格兰根基的一种回归。他们如同驻守天津时一样享受着在此地的生活。埃尔布里奇在伯灵顿的枫树街买了一处黄色的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房子。伯灵顿是尚普兰湖东岸的一个乡村小镇，当时的名气远远超过佛蒙特大学。埃尔布里奇除了教授军事科学课程外，还在那所大学里教英语。每逢夏日周末，这一家人就驱车到湖边宽敞豁亮的小别墅度假，这栋别墅是埃尔布里奇与母亲、姐姐所共有的财产。对比尔来说，佛蒙特州是其一生的避风港。少年时期，比尔个头矮小，身高5.7英尺，骨瘦如柴，只有135磅。但他酷爱户外活动，用一个冬天学会了滑雪。夏天，乘独木舟在尚普兰湖上连续泛舟九天，每天晚上还在岸边露营。15岁时，他经历了一场冒险，和朋友骑着自行车旅行长达753英里，穿越了新英格兰的五个州。

他在伯灵顿高中读书，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考上了名牌大学。比尔在班级里学习也是游刃有余，成绩常常领先。在毕业年鉴中，同学们给他的绰号是“智囊”，用来形容他非常贴切。1936年6月，16岁的他高中毕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

早期，年轻的科尔比以为自己会同父亲一样从军。但眼睛近视又才满16岁的事实，阻挡了他进军第一志愿——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的步伐。他的第二志愿是达特茅斯大学，因为冬天可以滑雪。但埃尔布里奇不赞成把滑雪作为一个上大学的理由，近乎命令地让比尔报考了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大学已成为专收富家子弟的昂贵机构，甚至离这个注重形象的校园不远的普林斯顿郊区的小镇也变成了时尚高档的消费区。大学的餐饮俱乐部已然成为了出手阔绰的学生们的势力“堡垒”，伍德罗·威尔逊任大学校长期间曾大费周章也未能将之解散。但这些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与科尔比一同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与“咆哮的20年代”那些前辈截然不同，他们热心政治，对学业也是认真负责。科尔比班上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因父亲是该校的校友而被录取，超过四分之三的同学来自精英私立学校或昂贵的大学预科学院。科尔比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他毕业于一所中产阶级的公立学校，依靠大学奖学金攻读学位；在大学餐饮俱乐部中当服务生而不是加入其中；在占绝对优势的新教徒学生中，他却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个子瘦小、性格腼腆、戴着眼镜，看上去比一年级新生要小得多。

然而科尔比对于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我行我素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没有参加餐饮俱乐部，而是加入了一所天主教教堂成为了祭坛侍者。还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学习，最终升任学员队长。知识的温床令他的很多同学感到厌倦，却激励了他的学习欲望。大学一年级选修的人类学课程令他更加兴致满满。他如饥似渴地听取知名教授爱德华·S. 科温和阿尔斐俄斯·T. 梅森的宪法课。在新的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他独立研究了黑人教育状况、古巴食糖贸易以及新泽西战争中的公民自由等问题。当他第一次看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身穿皱皱巴巴的黑色学袍步履蹒跚地穿过校园时，一个同学推了他一下，指着那位老科学家说道：“那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人。”这让他激动万分。

正如赫尔姆斯的父亲赫尔曼一样，埃尔布里奇同样认为，一个绅士只有到国外花时间学习了法语，他所受的教育才算完整。于是，1939年8月，他把儿子送到法国卢瓦尔河谷中部的布洛瓦城，在戈瓦尔家中住了一个月。科尔比又一次骑上自行车，穿行了该区域的各大酒庄和葡萄园，在沿途的村庄中走走停停，在咖啡馆品尝当地的葡萄酒。有一次，他与一个在卢瓦尔河认识的朋友长途骑行，一路向南到达了西班牙边界的比利牛斯山脉，在那里他采访了全身污泥的左派难民。

科尔比爱上了法国。然而，一个月田园诗般的生活宣告结束。在他起身离开法国的时候，德国入侵了波兰。他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旅行包中装了两张准备返校后挂在大学宿舍里的法国军队运动员的海报。然后他登上了一艘英国武装船，在北大西洋中七绕八绕地躲避德国潜艇。

科尔比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在校的最后一年，那时他已下定决心做一名干涉主义者：对内致力于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