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瑞士

星期日一大早，克洛弗和艾伦·杜勒斯为他们的女儿整理好包裹，把她送上了挤满士兵的前往剑桥的火车上。她就要开始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大一下学期的课程。这对夫妇本打算利用这天剩下的时间慢慢喝酒，却在此时听到收音机里插播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就在前一天晚上，在纽约罕布什尔大楼，克洛弗和艾伦为女儿琼举办了初次进入上流社会的社交舞会，舞会到凌晨才散。珍珠港事件结束了杜勒斯兄弟关于美国是否参战的争论。在随后的几周里，艾伦和克洛弗偶尔开车去长岛的一个机场观看歼击机起飞，这些飞机最终被运往英国。

1942年2月初，大卫·布鲁斯打电话给杜勒斯，再次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加入情报协调处。多诺万正忙着网罗一个可靠的间谍机构。在日本偷袭后的数天里，他那仅六个月的机构除了研究向敌人开火的报纸和宣传广播外，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多诺万有100个分析员挤在海军山狭窄办公室里，研究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借来的材料；还有一个对外广播情报处，配备的是原来的新闻人员和广播技术员，在旧金山的一个广播站对远东播送宣传信息。他只有通过采访难民和询问回国的旅客，以获取关于国外的零碎的口头情报。他只有少数间谍或破坏者在一线作战，在德国或日本的则为零。

在偷袭事件发生两天后，杜勒斯的哥哥福斯特向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发出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希望爱国热情不要影响到他们中的太多人。他警告说，律师事务所不能保证在他们服役回来后仍为他们保留职位。这个威胁没有吓着杜勒斯。布鲁斯后来又打过几次电话，杜勒斯同意加入情报协调处——成为多诺万机构另一名突出的共和党人（这种共和党人员不断增多的情况，很快令白宫的助手和民主党雇佣文人感到紧张，尽管多诺万坚称他的组织是两党合作的）。杜勒斯迅速而利落地处理了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悬而未决的案件。他只告诉克洛弗他会为多诺万做点事。他从不对家人和朋友谈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直到七个月后，媒体透露他已经加入了间谍组织。

2月4日，杜勒斯开始了间谍工作。律师的从业经历已经让他的腰包鼓胀，他同意不拿政府的薪水。他从布鲁斯处接到的命令是：在纽约组建一个前哨站，主要搜集和分析海外情报，并同时策划可能破坏德国或日本政局稳定的秘密行动。多诺万认为，纽约城地域广阔，而且很多资源尚未开发，他的机构可以大有作为。纽约不仅是美国，甚至也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商业、银行和法律中心。对外交事务感兴趣的学者和机构都云集在此。这个城市是发展未来外国特工和破坏者的肥沃的热土。大量移民从埃利斯岛涌入，诸如欧洲流亡者、被废黜的王朝成员、地下运动的代表或至少自称代表，在曼哈顿的沙龙里策划着重返家园的活动。多诺万认为，杜勒斯非常适合纽约的工作。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全城数一数二，与全世界都有外交关系。杜勒斯认识许多在海外做生意的律师和银行家，而且从他当国务院外交官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如何谨慎地保守秘密。

珍珠港事件后，纽约人心惶惶，城市居民担心他们可能成为轴心国第二波袭击的目标。多诺万也有此担忧，并在2月17日发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提到了一位线人的警告，“纳粹下一步将是对纽约的正面进攻”。

多诺万从白宫收到一笔来路不明的秘密资金。利用这笔钱，杜勒斯前两周先是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里自己的办公室开展秘密活动，之后又搬到了市中心酒店的公寓。2月16日，他签下了一份租赁合同，租下了第五大道630号洛克菲勒中心的国际大厦第36层一个小套间做办公室。之前的房客是日本政府职员，在珍珠港袭击事件后被驱逐。这里的地价很贵，每平方英尺3.25美元，战略情报局员工不想对外界透露这个租金价格，就算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至少也是为了不让纳税人发现，否则他们会嗷嗷叫个不停。

杜勒斯还接手了多诺万已经在纽约城中开展的一些项目，如口头情报部，该部门已经开始会见数千涌入纽约的战争难民；一个代号为“乔治”的高度机密项目，负责搜集德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和海外的商业情报。杜勒斯大刀阔斧地迅速扩大纽约业务，使其成为可以与多诺万华盛顿机构比肩的情报机关。仅仅几个月，他已经搜集并分析了从海外涌入城市的大量信息。他与有国外业务的纽约的一些公司建立了联系，并派联络员到纽约现有的联邦调查局、陆军和海军等情报处工作，安排邮政局通知他近来的可疑信件，并接触了总部在纽约的英国、法国、波兰、捷克、比利时和荷兰情报机构。他同时还开始组织所谓的“特殊项目”，将自己的特工派往轴心国或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

1942年底，多诺万的纽约办公室工作人员有69人，超过一半的人直接向杜勒斯所在的秘密情报处报告。杜勒斯在世界各地聘请了律师、商人、前外交官和年龄太大不能入伍却有专长的学者。他把精通多种语言的年轻助手们和他们混在一起。一位前国务院的同事斯宾塞·菲尼克斯成了他中欧的执行官；曾担任美国检察长助理的穆瑞·古尔芬，负责处理瑞士和巴尔干地区的情报工作；曾担任柏林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的纽约州保守党专员利思戈·奥斯本，负责监督斯堪的纳维亚的情报活动。贝蒂·卡普——来自土耳其大使馆的杜勒斯的协调员，加入了进来，并很快与苏联大使的秘书建立了友谊，开始散布关于对莫斯科的不利言论；亚历山大·利普塞特是一个曾在德国接受过教育的多才多艺的律师、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他为办公室带来了海量的关于全球课题的研究论文；汉斯·西蒙是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诺推荐的前奥匈帝国官员，他对德国公务员的性格进行了分析；之前曾在柏林与赫尔姆斯一起工作的《芝加哥论坛报》的激进记者西格丽德·舒尔茨，从她的笔记本中扒出了丑闻，为杜勒斯写出了揭露纳粹高官如希特勒副手赫尔曼·戈林腐败的长篇大论。

杜勒斯的工作室最终又扩大了三层，31层、35层和38层，也就意味着要影响更多的租户，如波兰领事馆和人才猎头米隆·塞尔兹尼克的纽约办事处不得不被驱逐（多诺万的情报机构，在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支付了塞尔兹尼克的搬家费来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公开抱怨）。35层的公共入口，日夜有人看守，这层也是口述情报部门的所在。38层有一个间谍设备的工程实验室。办公室、大型金库和一家为特工印制假文件的复制工厂占据了31层和36层。纽约行动部还安装了有加密装置的两条专用电话线来抢占先机，以便纽约可以与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总部及时联系。其中的一条线路就安装在36层角落的杜勒斯办公室，可以让他随时直线连接多诺万的办公室。

起初，他们对外声称纽约办公室是被一群金融顾问所使用，但这个伎俩很快就行不通了。外界注意到，只有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心占用的空间比这些神秘的金融顾问所占的地方大。随着记者开始探头探脑地打探消息，杜勒斯将掩护名称改为“情报协调局统计研究办公室”，虽然这样听起来足够平淡，但他依然没有将办公室列入电话簿和大楼指南中。

杜勒斯在国际大厦的扩展中，有一家房客没有被踢开，那就是英国政府。 1940年夏，丘吉尔派遣了加拿大出生的百万富翁企业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英国战斗机飞行员的威廉·史蒂芬森，到美国负责指挥英皇陛下的情报行动。在日军进攻之前，史蒂芬森有三重使命：开展隐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