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瑞士

，抹黑反对援助英国的美国孤立主义者；确保战争物资在被运往海外之前，不被在美国的纳粹特工破坏； 更重要的是帮助丘吉尔的外交活动，让美国加入战争。史蒂芬森很快就意识到，直言不讳的干涉主义分子多诺万可以为第三项使命所用，所以开始着手培养这位纽约律师。1941年夏天，当罗斯福签署情报协调局的行政命令时，史蒂芬森和其他英国安全官员为多诺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以及如何组织其情报机构的建议。然而，史蒂芬森很快与胡佛和国务院高级官员起了冲突。后者发现了他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后，更加怒不可遏。他们想把史蒂芬森关起来。多诺万知道，这样的举动会叫停英国对其行动至关重要的援助，他找到了罗斯福进行干涉，让史蒂芬森继续从事商业活动，现在正与杜勒斯密切合作。这个友善的加拿大间谍组织使用了一个听上去无伤大雅的伪装名称——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同样也坐落在国际大厦36层的套房中，与杜勒斯的办公室相邻。多诺万的纽约间谍头目分秒必争地为他的英国邻居建立了一条管道，以便可以源源不断地接收“最绝密”的报告。

杜勒斯手下最有活力的情报人员之一，是一位劳工律师。他身材瘦小，有一头黝黑的卷发，他是多诺万在芝加哥多沙西区物色的人物，名叫阿瑟·戈德堡。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小贩，51岁就过世了。少年的阿瑟·戈德堡常被邻居欺凌，嘲笑他是一个“犹太佬”。父亲死后，一家子七口人无人照料。但是，戈德堡学生时代就出类拔萃，高中时就立志做一名律师。192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北大学法学院，并最终成为一名自由党劳工律师，致力于罗斯福的新政。希特勒入侵法国时，戈德堡担心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类的威胁，加入了干预小组并为罗斯福的连任竞选活动效力。

珍珠港事件后，戈德堡决心加入海军或陆军，尽管他已婚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且他的视力又很差，美国陆军依然同意接收他做一些案头工作。戈德堡曾在密尔沃基反垄断案中与多诺万有过交集，他写信给多诺万，阐述如何在欧洲被占领地区动员被围困的劳工运动组织做间谍和搞破坏等一系列想法。1942年3月，多诺万将他派到纽约，为杜勒斯的秘密战争组织海外工会。

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工会运动组织并没有被野蛮肃清至完全消灭。希特勒的国防军无法运行所有的列车或运营所有的工厂。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被征服的国家都必须使用工人，而他们当中很多人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心怀仇恨。依然从事地下活动的工会残余势力，急于破坏轴心国的战争机器，并随时准备向同盟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戈德堡认为多诺万的机构比联邦调查局、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情报机构更适合去接触这些“左倾”的组织，因为工会领导人大多都不信任前者。来自华尔街的多诺万高级助手，对新政或大多数工会没有好感，开始怀疑戈德堡以及他为自由党卖命的律师背景，一些强硬派甚至认为他在对共产主义暗送秋波。但是，杜勒斯同戈德堡一样，认为欧洲劳工运动组织“可能是我们反对纳粹的最可靠的盟友”，他写信给多诺万说。在杜勒斯的庇佑下，位于36层角落的老板办公室隔壁的戈德堡的劳工部，展开了广泛与地下劳工组织接触的计划，并开始为他们提供金钱、收音机和破坏装置。

戈德堡雇用了劳工活动者和律师，这些人更加让多诺万的共和党助手惴惴不安，但这位芝加哥律师知道，这些人最适合与工会打交道。乔治·普拉特，一个叼着烟斗的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前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首席审判官，成了该部门的第二把手。戈德堡还聘用了另外两个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律师：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大卫·肖和曾是劳工部的法律总顾问助理的格哈德·范·阿凯尔。

这个团队开始与美国劳工总会所属产业劳工组织合作。该组织与国外工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包括国际运输工人联盟（战前，该组织就在德国和其他54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德国的新开始集团（仍然保持与欧洲和美国的工党活跃分子的联系）、波兰地下劳工运动（欧洲最好的组织）以及犹太劳工委员会（与欧洲服装工人有联系）。在百老汇大街42号的一个不起眼的商店里，戈德堡还建立了船舶观测项目部门，那些情报员遍布在纽约的码头，采访在中立商船上工作的水手，搜罗有关他们曾到过的军事港口，或在海上发现的敌军船只的情报。一个年轻的瑞典水手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易北河汉堡港口荒凉的情况；一个瑞士船上的波兰水手，为戈德堡勾画了纳粹意大利在热那亚的海岸防御。

通过经常与中间人和中间机构的合作，杜勒斯构建了一个广泛的特工和线人网络。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非专业人士，他所得到的结果也是鱼龙混杂。他招募了一个一只眼睛有问题的、古怪的、不谨慎的大学教授，让他去走访专业研究的爱尔兰，可是这位教授所提供的偏颇的报道毫无价值。杜勒斯招募了《芝加哥太阳报》的一名记者，准备派他前往瑞士或瑞典为纽约的情报机构做兼职间谍，但该计划流产了。因为在间谍训练中发现，他只是一名懒散的学生。到1942年秋，纽约机构已经发展成各种行动的大杂烩，华盛顿总部很难了解所有的人，包括安全人员，甚至多诺万都开始担心杜勒斯这种不经正规背景审核而雇用人的做法。战略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断定，行政管理显然不是杜勒斯的强项。

他的强项也不是间谍行动，胡佛在他的档案中记录道。在签约为多诺万效力一个月后，杜勒斯出现在了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的门口，承诺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并为之传递有用的情报。到1942年6月，杜勒斯开始定期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如他的特工所发现的轴心国在纽约可能进行的间谍活动线索等。胡佛深受感动，但是还不足以停止对杜勒斯的监视。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线人警告说，多诺万利用艾伦作为一个传话筒向他的哥哥福斯特泄露秘密。联邦调查局特工继续调查他们认为可疑的战前与杜勒斯有业务联系的客户。

1942年夏，多诺万通过专线提醒杜勒斯，胡佛的特工正在窥探他的妹妹埃莉诺，他们认为她与一位波兰语翻译员有染。多诺万在联邦调查局安插了一个间谍，定期向他们提醒局长的“鬼把戏”。没过多久，杜勒斯怀疑联邦调查局也在战略情报局纽约办公室安插了密探，并在窃听他们的电话。而胡佛确信杜勒斯雇用了共产主义和纳粹同情分子。

据胡佛所知，为杜勒斯工作的最可疑的人物就是唐纳德·蔡斯·唐斯。此人浪迹欧洲，原来是科德角学院校长，有腰疼病，总是穿一件紧身胸衣，会害怕很多东西，如蛇、流浪狗和黄颜料等等。1940年，他向陆军和海军的情报机构申请做间谍而遭到拒绝。后来他接近军情六处办公室，他们让他在史蒂芬森手下工作。在美国参战之前，他负责跟踪孤立主义者，探查华盛顿轴心国大使馆情况，以便英国特工可入门行窃。1942年2月，就在杜勒斯把办公室搬到国际大厦前后，刚从阿米巴痢疾和鱼绦虫病中康复的唐斯也出现了。因为他的履历背景，杜勒斯对是否将他送往海外迟疑不决。法律禁止美国公民在美国为外国政府做间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唐斯为史蒂芬森工作时就已经盯上他了。他们给胡佛的报告中总是称他为“性偏离”。唐斯的传记作者怀疑他是同性恋，但唐斯从未承认。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说他不具备当间谍的资格，唐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个真正的怪胎。多诺万对这一切并不在意，当唐斯来到华盛顿问他，自己是否可以换到美国队时，多诺万同意了，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价值。他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