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瑞士

用这个“毫无意义的口号”强化德国士气，血战到底。

在他到达伯尔尼几周之后，一家读者众多的瑞士报纸报道，杜勒斯是作为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到瑞士的。朋友们怀疑是杜勒斯泄露了这个消息。他并不秘密地开展工作，反倒在自己的门上公开悬挂招牌，称“欢迎线人前来”。英国特勤局认为杜勒斯作为罗斯福特使的“广告”是骇人听闻的，也违反了保密规定。“这只起到了吸引糟粕的作用。”一份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报告显示出英国人对此嗤之以鼻。但在杜勒斯离开华盛顿之前，多诺万曾告诉他不必费心潜伏太深，想在纳粹严密监督下的城市秘密行动，是不可能的。杜勒斯也没有时间秘密地建立一个线人网络。他后来写道，最好是“让人们知道你从事情报工作，并告诉他们在哪里能找到你”。

告密者所能找到的杜勒斯所在的地方在绅士街23号的一家敞亮的公寓。它位于伯尔尼老城区的繁忙鹅卵石街道上一座四层楼房的一层，属于晚期巴洛克结构。1942年12月，他租下了这个地方。杜勒斯说服伯尔尼官员晚上关闭楼前的路灯，让轴心国特务难以在夜间识别出来访者。这间公寓后院还有一个线人可用的更隐秘的出口，以及两个葡萄园和一个可以眺望阿勒河和伯尔尼阿尔卑斯山的观景台。前门入口可见一个大的接待室，两侧是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和仆人住所。为了让线人自在放松，杜勒斯会领他们进入一个舒适的木板书房，窗户拉上红色的窗帘，旁边布置了一个可当作吧台的桌子，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他把沙发拉到了生着火的壁炉旁，喜欢坐在那儿摆弄些什么。壁炉架上悬挂着一幅银制相框的克洛弗画像。

作为一名公使馆助理，他过着豪华的生活。公寓有一位男管家雅克，一名从伯尔尼最好饭店里请来的一级厨师。他还配备了一辆福特汽车和一名法国司机爱德华·皮尼亚尔，由于石油限量配给，其他公使馆职员只能工作期间使用车辆，而他周末也可以使用。

利兰·哈里森同杜勒斯一样也是社会名流，公使馆的办公室分散在3个私人住宅中。他住所里的水晶高脚玻璃杯上刻着猪头图案，那是他作为时尚的哈佛大学坡斯廉俱乐部会员所信奉的图案。这位大使本人也是一个间谍狂热分子，自己组织了一个激进特工队搜集轴心国的情报。杜勒斯迅速笼络了为哈里森涉猎情报的工作人员——财务主任查尔斯·戴尔和哈里森的武官、海军陆战队准将巴恩韦尔·莱格。他在公使馆最重要的合作者是很快学会讲几国语言的杰拉尔德·迈耶，杰拉尔德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德裔美国人，留着一撮小胡须，八个月前他来到伯尔尼就任战争信息办公室的代表。战争信息办公室是一家与多诺万的心理战行动队并驾齐驱的宣传机构。为了保持公使馆助理的假象，杜勒斯一直在杜佛斯托拉斯大街24号的杰拉尔德战争信息办公室保留了一张办公桌。

杜勒斯一到伯尔尼马上开始网罗欧洲难民和居住在伯尔尼的美国人为自己所用。他在战争信息办公室隔壁——杜佛斯托拉斯大街26号租了一个地方，作为他手下十来个人的办公地点。贝蒂·帕森斯，一个从意大利调到伯尔尼的纽约人，做了他的首席秘书。杜勒斯还找到了罗耶尔·泰勒，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历史学家和巴黎和会的同事，作匈牙利和东欧事务专家。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巴黎办事处的前律师马克斯·舒坡也加入了阵营，杜勒斯给他支付了丰厚的薪金，让他负责为抵抗组织输送资金，并处理他们传送回来的军事情报，因为杜勒斯不太懂什么消息对陆军最有价值。一名前英国男管家亨利·鲍德温成了杜勒斯的协调员，负责打通瑞士官僚的关节，战略情报局推测他也是军情六处的间谍。由于杜勒斯缺乏文书方面的人手，当大约1500名美国飞行员被迫在瑞士紧急降落或因为在敌占区被击落而逃到了这里（瑞士当局了解情况之后，将他们拘禁直到战争结束）时，他便从中挑选了六个人加入他的团队，从事信息编码和解码的繁重工作。

在到达伯尔尼后的日子里，杜勒斯开始在城市里到处转悠寻找线人，并将他们的花边新闻发往伦敦的维克多站，从那里即时传达给华盛顿总部的战略情报局。虽然他的法语和德语很蹩脚，但他尽力让他们听懂。他询问了瑞士人、德国来往于伯尔尼和柏林的销售商，还有与母国教堂有联系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他还在匈牙利大使馆、意大利、波兰和法国的情报员中间发现了友好的线人。喜怒无常的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威斯克曼就是其中之一，她是英国公使馆的一名新闻宣传专员，在德国有一批老线人。杜勒斯用鲜花、调情的字条和他厨师准备的佳肴来诱惑她，让她提供他们的情报。

然而，花束对其他英国老哥并不怎么奏效。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二号人物克劳德·爱德华·马乔里班克斯·丹西爵士，从伦敦遥控瑞士的间谍行动，不加掩饰地表示他对战略情报局的蔑视。杜勒斯抱怨英国特别行动处伯尔尼的代表乔克·约翰·麦卡弗里是“狗娘养的”。乔克和“克劳德伯伯”（对丹西敬畏的或憎恶的人对他的称呼）对杜勒斯开始招聘他们认为属于英国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线人的行为急得直跳脚。一份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报告中，他们发牢骚说： “美国人大肆撒钱，他们有大房子、大办公室和车队。”告密者已经开始大量涌入杜勒斯的伯尔尼站而不是英国情报机构。麦卡弗里向伦敦发牢骚说，伯尔尼新的战略情报局头目每月给一位意大利社会党人发放800瑞士法郎，给一名法国劳工活动家发放高达1800瑞士法郎的月薪，而这两个人早就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每月工资名单上了。杜勒斯很快厌倦了英国试图垄断间谍资产及抵抗组织运动联系的行为，他自信可以从这两处线人身上搜集更多信息。他最终与英国就一些信息来源达成了一致，但他拒绝收回他的大规模招聘，即使这意味与丹西和麦卡弗里对立。

杜勒斯留着小胡子，穿着粗花呢夹克来到了伯尔尼的运动场。他认为这种叼着烟斗，粗放随意的教授形象能让线人更放心。一个月后，他又买了英国布料做了一套同样款式的西装。杜勒斯说，一个熟练的情报员就像一个“好的渔夫”。他总是精心地准备圈套，耐心地侦察顺流而来的情报，始终保持好奇和开放的态度，但他一直留神跟他联系的人是否为有意欺骗他的双重间谍。为此，杜勒斯会即兴为他的行动制定保密手段。比如，一个特工穿越意大利边境到了瑞士卢加诺，用“珀盖特”口令给在他斯普莱迪德皇家酒店的手下打电话。特工在这个城市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看看是否有瑞士警方或盖世太保在跟踪他，而且他总是通过快递传递情报，“电话不安全”。华盛顿最终为这个战略情报局的站点提供了火柴盒相机、微型拍摄设备和带夹层能隐藏文件的公文包。杜勒斯床头柜的抽屉里还放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尽管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他的间谍活动是那种谦谦君子风格，没有人向他开枪，他会尽量避免去到距离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太近的瑞士边境，以免让人抓住机会。

杜勒斯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晨先在绅士街住所，用美国俚语致电给他的主要助手作指示，以混淆偷听的外国人。然后驾车到杜佛斯托拉斯的办公室，身边带着上锁的硬底公文包，皱巴巴的灰色大衣的口袋里塞满了报纸和文件。中午，他与其他情报员在剧院咖啡厅（服务员知道他的名字）共进午餐，下午为华盛顿编写电文，晚上与外国外交官在贝耶乌尔宫酒店吃饭，或在他的公寓请秘书与线人用餐。

由于四面被敌人包围，与外界通信困难重重。外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