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瑞士

息的电码可以从美国公使馆发到瑞士商业电台，但电文要特别简短。较长的文件、地图和照片首先要拍摄在缩微胶卷上，然后交给一个铁路工作人员，他把胶卷藏在运输贵重货物到法国里昂的火车发动机机箱里，然后交给一个特工邮差，他骑自行车将胶卷送到马赛，从那里搭船到科西嘉，然后上飞机飞到阿尔及尔，那里的战略情报局站再交给伦敦，胶卷处理后飞往华盛顿。整个行程可能需要半个多月。经过八个月的谈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最终同意在绅士街23号安装一条无线电话线，每月1000美元的服务费。这样每天晚上11点，杜勒斯（用伯特伦·L. 约翰斯顿的名字）都可以给冒名为查尔斯·B. 詹宁斯的华盛顿战略情报局总部打电话，朗读他在信纸上书写的文稿，杜勒斯称之为“新闻快报”，所分析的报纸信息要限制在十分钟以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要求这个装置不被瑞士人干扰，而瑞士人则坚持在电话线上使用语音加扰器。所以杜勒斯猜测监听的瑞士人，也许德国人，可以轻松破解他的新闻快报。

他发现间谍工作非常艰苦，但“相当激动人心”，他给克洛弗写信说。他到伯尔尼的前四个月从未休息过一天，由于压力太大，偶尔犯痛风，疼痛难忍。但他在瑞士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对于克洛弗来说，这些日子太过漫长了。1943年3月初，他给克洛弗写信说，他们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团聚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天真的预测。

与在纽约时一样，即使线人背景可疑，杜勒斯也很少拒绝（他认为傲慢的英国人因此失去了很多线索）。在伯尔尼的第一个月，他结识了埃贡·温克勒，此人是一个目光锐利的奥地利金融家，但他怀疑温克勒为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工作。爱德华·舒尔特是一个极其虚荣的德国矿业老板，他痛恨纳粹，他为杜勒斯分析德国经济数据，为他提供希特勒V-1火箭情报，并警告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英国人甚至华盛顿方面也警告他，作为一名外交官派到苏黎世的柏林律师爱德华·魏特简，是个危险的双重间谍，但杜勒斯却发现他是德国抵抗运动有价值的信息管道。杜勒斯很快意识到，另一个与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勾勾搭搭的苏台德的德国人是马克斯·埃贡·霍恩洛厄·冯·拉亨斯伯格亲王，现在加入了列支敦士登国籍，他试图说服杜勒斯，这个党卫队头目是继希特勒之后维持德国秩序反击共产主义的最佳人选。尽管马克斯与德国人亲密，杜勒斯依然相信亲王可能对情报有用。杜勒斯一直坚信，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是那些自动上门的街客，所以他几乎不放过跟任何人的交谈。

在到达伯尔尼的十天之后，杜勒斯遇到了格罗·冯·舒尔策-盖沃尼兹，他是1920年他在柏林执行任务时交好的魏玛立法委员的儿子。当杜勒斯第一次遇见他的父亲格哈特时，格罗正在读博士，毕业后他到纽约学习银行业务。他加入了美国国籍，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家富甲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到瑞士阿斯科纳的乡间别墅照料病重的姐姐。由于无法脱身，他被迫在苏黎世管理其国际业务，作为外汇交易员又大捞了一笔。盖沃尼兹个子挺拔、温文尔雅、英俊潇洒，他那温暖热情的蓝眼睛和优雅迷人的举手投足对朋友很有吸引力，40岁出头的他很快就成了杜勒斯最有价值的敲门砖。盖沃尼兹向这位美国人介绍了一些资产情报和德国抵抗力量联系人，成为战争期间杜勒斯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盖沃尼兹用花花公子的形象掩饰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希特勒将带领他的国家走向毁灭。格罗的代号为“476”，就像是战略情报局伯尔尼站站长的儿子一样。他们如此的亲密，匈牙利情报人员甚至认为他们睡在一起。胡佛在给白宫的备忘录中称，盖沃尼兹“臭名远扬”。他在纽约期间，他的两个信托公司险些触礁，而他的“个人事务却显得一派红火”。

玛丽·班克罗夫特的苏黎世会客厅已经成为许多瑞士先锋作家、学者和记者的云集之地。她皮肤略黑并不惊艳，但她很合群而且性格外向，“是与三教九流都能相处的类型”，一个朋友这样描述她。搬到瑞士后，班克罗夫特结交了一群好友——从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妻子，到诊断出班克罗夫特频繁打喷嚏属于心理问题引起的病症的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玛丽儿时想象力丰富，有很强的好奇心，九岁的时候就“跟成人差不多了”，她曾经写道。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死于栓塞，她的父亲把她寄养在坎布里奇拥有百万家财的爷爷家中。她在史密斯学院度过了三年无聊的时光，后来嫁给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高管舍温·巴杰，慢慢地这段婚姻也令她厌倦。她一度追求与一位钢琴作曲家的婚外情，但那种浪漫也变得索然无味。玛丽最终与巴杰离了婚，并于1935年嫁给了让·鲁芬纳特——一个体格魁伟、秃顶的法裔瑞士金融家。他比她年长14岁，世故风趣，至少玛丽是这么认为的。但新婚不久，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鲁芬纳特竟是个善妒狂躁的丈夫，醉酒之后变得乖戾暴虐，而且经常烂醉如泥。但玛丽坚持了下来，带着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一起来到瑞士，与担任瑞士信贷银行审计师的鲁芬纳特一起生活。

她会客厅中众多的美国客人中包括《时尚芭莎》的编辑、与摩根家族的继承人分居的妻子丽贝卡·斯蒂克尼·汉密尔顿，她经常利用玛丽在施多克大街的公寓与她的秘密情人威廉·多诺万幽会。20世纪30年代后期，多诺万访问欧洲的时候，丽贝卡找借口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女朋友，实则与他幽会。有一次约会之后，她送给了玛丽一条迷人的黑色蕾丝睡裙作为答谢礼物。鲁芬纳特以为这是玛丽情人送来的礼物，一怒之下将它付之一炬。

玛丽早期与丈夫到德国出差时便确信希特勒意在发动世界大战。依然渴望与第三帝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鲁芬纳特认为她天真幼稚。由于感情生活一塌糊涂，外加巴黎沦陷、日本偷袭珍珠港，玛丽感觉被“敌人”围困，便一直在海外撰写有关美国人生活的专题文章，并开始为杰拉尔德·迈耶工作。她一边在瑞士报纸发表文章，一边为战争信息办公室分析希特勒的演讲。12月初的一天下午，杰拉尔德邀请玛丽到他所在的苏黎世的博尔奥拉克酒店喝上一杯，认识一下新来的大使助理，觉得她可能愿意为他做一些工作。

玛丽猜测在博尔奥拉克的酒吧见到的那个留着稀疏胡须、目光锐利、无框眼镜后面有一双蓝眼睛的人比她大近十岁，而且肯定不是什么人的助理。玛丽一下子被杜勒斯爽朗的笑声打动了，因为他看到在酒吧橱窗里有个用蹩脚英文写的警示牌：“请勿喂食海鸥，噪声太大”（杜勒斯后来决定在电话中使用这句话作为口令）。

那天晚上，她把与公使馆新人的会面告诉了她的丈夫。鲁芬纳特早就听说过杜勒斯，也知道他实际上是做什么的。他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美国人啊！ 每个人都知道杜勒斯是你们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当然，除了你们这些美国人。” 鲁芬纳特对她为间谍工作从不干涉。事实上，他觉得如果人们得知他的美国妻子受雇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外贸易的声望会有增无减。“但是切记要谨慎，好吗？”他警告说，“记住，瑞士人会知道你们做的每一件事。”

几天后，杜勒斯打电话给她，问她是否能第二天晚上与他在伯尔尼共进晚餐。玛丽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邀请，并登上了下午去首都的火车。在绅士街，管家接过了她的外套，杜勒斯把玛丽领进了他的书房，她咀嚼着饭前开胃小吃，品尝着马蒂尼，而杜勒斯却在那里摆弄着炉火。他们在餐厅享用晚餐，非常美味。她觉得杜勒斯显然是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