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瑞士

食家。在晚餐的过程中，玛丽感觉有种种蛛丝马迹表明，这个男人被她吸引了。但那天晚上杜勒斯不停地在跟她讲他要她做的工作细节：继续分析纳粹高官的演讲，但现在要直接把报告交给他而不是杰拉尔德；替他会见那些不能面见他的周边国家的游客，因为一旦敌军特务发现他们就太危险了。他们第二次的晚餐在苏黎世的维尔特林纳凯勒酒店，饭后他们到附近的公园溜达。杜勒斯点上了烟斗，突然面露喜色脱口而出，他们的关系应该会发展很好，“我们可以以工作之名恋爱，同时以恋爱之名工作！”玛丽闻听吓了一跳，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接下来，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他只会为她的工作付酬。

但她立即意识到杜勒斯确实在与自己调情。玛丽疯狂地爱上了他，为他是一个能在压力下如此冷静工作的男人而感到刺激兴奋。多诺万跟杜勒斯一样也是搞婚外情的老手，不久就得知了他们的风流韵事，不停地打探他们约会的细节。玛丽什么也没告诉他，尽管细节充满了情色。每晚，在他给查尔斯·B. 詹宁斯打完无线电话后——玛丽现在给杜勒斯打文本——他们会冲到他的房间里烈火干柴一番，然后在灯火管制前回到她的酒店。有一次，得知鲁芬纳特和她女儿都不在家，杜勒斯赶到了她苏黎世的公寓。“快！”他命令道，“我马上要参加一个很棘手的会议。我要保持头脑清醒。”她跟他在起居室沙发上云雨了一番。

鲁芬纳特大多数时候都在外出差，为玛丽的婚外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她告诉他，她想离婚，他非但没有打她，还一反常态地恳求她不要离婚，并据理力争地说如果保留婚姻，瑞士法律可以保护她为她的情人工作。玛丽勉强同意了，尽管杜勒斯也爱上了她，但不久杜勒斯就明确表示，他决不会与克洛弗离婚而娶她。于是，她只能接受做他的战时情妇。

在分别六个月后，杜勒斯给克洛弗写了一封轻松的短信告诉她，他很高兴来伯尔尼，因为“我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克洛弗可不想听这个。她在曼哈顿一家工厂做工头，忙着组装军用电子设备。但由于杜勒斯不在身边，她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偶尔，他会设法打电话让人给她送些鲜花。他们之间的信件很少，有些还退回给了杜勒斯，尽管有些可以到达克洛弗手中，也是严格审查过的。信封上的字迹不是她丈夫的，克洛弗就知道有人拆阅过，并将之放到了一个新信封里。最关键的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不停地从她丈夫的账户中提取资金，她得面对缺钱的困境。1943年7月，精神紧张、心烦意乱的克洛弗跑到纽约的战略情报局办公室，对高级助手发牢骚说她与杜勒斯的联系被切断了。为了改善他们之间的交流，国务院将她的信件拍成微缩胶卷，用外交邮袋更快地寄出去。即便如此，杜勒斯的信件仍然时断时续，令她郁闷不已。

杜勒斯常在家书中说思念家人，实际上他很高兴能远离家乡，特别是远离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他从未邀请多诺万来伯尔尼看望他——即便他邀请了，战略情报局局长也不可能潜入瑞士。杜勒斯一直觉得像他这样在实地作战的特工不应过多向总部透露他们的所作所为。他要是知道多诺万事后审查他在伯尔尼所做的决定，就会十分暴躁，甚至立即发出电报抗议。多诺万的高级助手、秘密情报处处长惠特尼·谢泼德森会怒气冲冲地用备忘录进行反斥，告诫杜勒斯某晚打无线电话是“轻率的”，他明明知道瑞士方面在监听。经过六个月的辛苦努力，通过争抢线人，并将他们得来的情报发电给华盛顿之后，谢泼德森给杜勒斯发了一份“卑鄙”的备忘录，上面写到“陆军部对所有来自伯尔尼的情报都打百分之百的折扣”，但备忘录被多诺万删除了，并劝告他这种批评对杜勒斯是不公的。但杜勒斯一直与不靠谱的人物交往，这也导致他早期的许多电报要么情报漏洞百出，要么是草率而不明智的判断。他让特工搜罗的军事情报也一度被陆军部鄙视。

但杜勒斯的情报输出质量在不断提高，不久其可靠性就开始获得好评。陆军部的情报处开始将他与伦敦的消息进行核实，因为伦敦有个名为“超计划”的机构是用来拦截和解密德国电台信息的。多诺万将杜勒斯发来的部分电报转发给了罗斯福，如有关于德国潜艇技术的进步、歼击机、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原子研究、生物武器，甚至还有人造雾（白天注入空气中隐藏目标）等等。杜勒斯是众多提供纳粹在佩内明德导弹生产设施情报的特工之一，后来英国飞机袭击了这个地方。他还发送了关于德国国防军部队在意大利和法国行动的报告，柏林兵工厂和盟军准备袭击的其他德国城市的情报，还有他能找到的关于空袭造成的损失的报告。随着高级军官越来越信赖杜勒斯的情报，他们开始列出关于德国，甚至日本武器发展问题发给他。杜勒斯试图回答所有的问题。他几乎不漏过任何蛛丝马迹——从他认为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因斯坦有用的关于电子测量的论文，到德国走私集团从阿根廷走私的用于治疗疾病的肝提取物的报告。他还继续不耻于传递涌入他间谍站的谣言、未经证实的报道、离奇的新闻报道或道听途说的消息。他没有足够的人手核查所有的东西，所以他经常让华盛顿自己过滤情报的虚实。

没过多久，德国情报机构就将绅士街23号的美国外交建筑大楼纳入其特务监视的名单了。阿勃维尔和盖世太保假定在世界各地所有盟军外交使团的员工都是间谍。瑞士媒体确定杜勒斯是罗斯福的重要顾问的这一事实让他成了一个首要目标。德国人破解了哈里森公使馆和杜勒斯曾使用的代号。他们破译了一个他发往华盛顿电文中他与霍恩洛厄亲王会面的内容——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因为亲王已经向党卫队报备了他的出访。德国的情报机构拥有战略情报局全球机构的大量的文件，其中充斥着惊人的错误信息——错误地假定杜勒斯仅仅是在为公使馆搜集经济相关的材料。盖世太保派遣了假举报人到他的门口，给他传递假情报。

一个在伯尔尼的富裕的德国律师是纳粹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密探，在报告中代号为“伍提克”，他投杜勒斯所好，给他的操纵者发回了美国人传递的有关盟军战略规划的传闻，而这些阿勃维尔早就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在党卫队备忘录中以“许德科普夫博士”为名的人，报告了他与杜勒斯的长篇会谈，称对方试探他与德国抵抗组织有关的联系。杜勒斯在聊天中涉猎很广，但只是跟他分享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外交八卦，并坚持所谓的杜勒斯是罗斯福代表的虚构故事。阅读报告的党卫队队长相信了这种说法。

尽管他们对杜勒斯在伯尔尼的所作所为并不十分清楚，但德国人也不介意对他采取强硬的态度。德国间谍伪装成法国抵抗组织特工也找上门来，杜勒斯感觉可疑，派他们到法国执行假任务，到那里就被基层组织干掉了。为了吓跑他的消息来源，德国特工散布谣言说他们已经破解了杜勒斯的战略情报局代码并可以识别他们的身份。他们还迫使瑞士当局调查杜勒斯的行动，并逮捕他的联系人。杜勒斯将这种间谍对间谍游戏作为一种刺激而不是一种威胁。他告诉战略情报局的历史学家，“阿勃维尔在工作中不用心”。虽然多诺万或多或少批准了杜勒斯的公开行动，但也很担心纳粹特工对他的密切监视，并敦促他要更加小心。一份战后中央情报局对伯尔尼的行动的评价，认为杜勒斯对安全问题“粗心”而“幼稚”，不仅表现在对纳粹的渗透上，还表现在与苏联的接触上。和多诺万一样，杜勒斯可以心安理得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只要他们对抗击希特勒的战争有帮助。苏联间谍严密监控杜勒斯与德国抵抗组织的接触（斯大林对抵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