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哗变者

1943年1月，在跟杜勒斯初次接触后，吉泽菲乌斯开始了他在瑞士的真正使命。这个阿勃维尔特工开始与战略情报局官员讨论德国反抗运动的主题。“他强调了鼓励纳粹领导人的重要性，如果纳粹领导人除掉希特勒，就有可能与联合国进行持久的和平谈判”，杜勒斯在1月13日电报华盛顿时讲述了他们的谈话。蒂尼认为这种替代选择令人担忧：希特勒可能会与苏联达成协议，并“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吉泽菲乌斯柏林的朋友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冒生命危险”，除非抵抗运动有“希望”成功推翻独裁者，结束战争。

就在吉泽菲乌斯之后，其他反对派密使也纷至沓来游说杜勒斯。盖沃尼兹介绍了亚当·冯·特罗特·苏索兹给他认识，此人是德国的外交官员，三十五六岁，一直在中立国家走动争取支持。特罗特对杜勒斯说，西方很有必要分清楚：纳粹是敌人，而德国人很可能成为盟友。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德国的反抗运动感觉受到了怠慢。荷兰神学家威廉·阿道夫·维塞特·霍夫特在日内瓦有一处公寓，是前来瑞士的德国持不同政见者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有一次，霍夫特来到绅士街23号，警告说西方的冷漠正在促使“反对派有一种强烈向东方靠拢”并与苏联结盟的倾向。杜勒斯仍然持怀疑态度，他发电报给华盛顿说：“我本人也很怀疑这个运动是否有认真地组织起来。”但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远比杜勒斯意识到的深入。1943年，随着德国战事的恶化，反对派面临了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但这将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运动。

但要想组织一场反对希特勒的大众起义根本不可能。1933年纳粹上台后，几乎摧毁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成员和右翼分子中的所有反对派，剩下七零八落的组织也转入了地下活动。只有天主教和新教中的反对派依然比较强硬。从1934年到1938年间，在政府部门、商业界、教育界、神职人员、艺术界和军队中的志同道合的德国人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小型的、秘密的、零散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派团体，被称为“圈子”。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克莱稍集团，该团体由公务员、专业人士、劳工领导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军官组成，他们在团体领导人的西里西亚乡间庄园碰面。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詹姆斯·格拉夫·冯·莫尔特克伯爵。他受过良好教育，是一名国际律师，出身于德国一个最有名望的军人家庭。政变最终的希望还要靠希特勒的军官团。但仅靠有这种倾向的军官并不能率领他们手下的士兵一起发动政变——那些普通士兵对元首忠贞不渝。这个暴君还用现金奖励和奢华的豪宅等贿赂手段巧妙地赢得了高级指挥官的忠诚。此外，德国军官从文化角度上跟许多军人一样讨厌兵变，他们还亲自对阿道夫·希特勒二次盟誓，并且同样憎恨违反誓言。不过，德国所有的重要将领都不想发动战争——多数在1938年就认为：战争要么不可能，要么不能赢。到1939年，希特勒的战争意图明朗化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悄悄讨论如何夺取政权。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小集团，彼此交谈时使用暗语。这些“密谋者”包括退役的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1938年，他无声抵抗，宣布辞职，成为策反者的领袖；冷若冰霜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他跷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在膝盖上铺上一块手帕，以免弄皱裤子上的红色条纹，后来他接替贝克任参谋长；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的汉斯·奥斯特将军，纳粹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副主任和卡纳里斯的心腹，每次私下谈话中都称希特勒“那头猪”；埃尔温·冯·特雷斯科将军，少言寡语的柏林军区司令；思想独立的亨宁·冯·特雷斯科将军，东部战线具有钢铁意志的普鲁士人，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他们的文官盟友包括：尖锐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原德国物价专员、莱比锡市市长；亚尔马·沙赫特博士，早期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希特勒的经济部长，1937年被迫离开该政权；沃尔夫-海因里希·格拉夫·冯·赫尔多夫，柏林警察局长，与维茨莱本一样身居要位。吉泽菲乌斯成为这群策反者的核心人员兼海外使者。

在这样一个严格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发动政变绝非等闲之举，充满了变数，让这些曾经制订精密作战计划的德国国防军的“密谋者”战战兢兢，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意外。战略要地指挥大部队的将军们必须精心策划纳粹高官和安全设备的转移。吉泽菲乌斯算准，在这个“飞机与无线电时代”，他们开始的行动不出12小时，就会遭到希特勒无情的反击和镇压。但要想发动政变，“将军们必须采取行动”，吉泽菲乌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们表现得非常优柔寡断，而其中最摇摆不定的就是哈尔德。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辉煌胜利赢得了民心。每一次入侵之后，叛军将领都判断政变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止步不前。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之后，沙赫特、莫尔特克和军队中的其他人以及外交部的其他“密谋者”开始向西方发出和平试探，但都感受到了大不列颠和美国将信将疑的冷漠态度。多诺万也对他们提高了戒备，因为珍珠港被偷袭三个星期后，在转发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有人建议战略情报局应开始为罗斯福政府未雨绸缪，以防止德国或日本假意和平来削弱盟国决心的企图。但这并没有阻止多诺万集思广益，想要通过诱使柏林提前投降来扭转局势，以削弱轴心国的决心。1942年3月，他在给一名助手的信中写道：除了让德国人“血战到底外，肯定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出路”。

1943年春天，英国和美国的战争策划者准备了一个代号为“兰金”的应急计划，以备德国的突然崩溃和盟军在欧洲胜利的提前到来。但人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同盟国担心这更可能是肢解联盟的和平阴谋。斯大林一直担心丘吉尔和罗斯福会从背后捅他一刀，私下与希特勒单独达成了协议。战略情报局所关注的却正好相反——斯大林正在试图策划与德方单独会面。

1943年尾声，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和平触角已经开始主动伸向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战前结识的柏林律师保罗·莱韦屈恩致函给他，提议反对党成员将说服德国军队和德国空军指挥官不与登陆法国的盟军对抗，以换取反对派政变后与西方的和平谈判。多诺万认为这个提议值得深究，但罗斯福没有兴趣。1943年夏天，当冯·莫尔特克伯爵手持克莱稍集团的和平建议出现在战略情报局伊斯坦布尔站的时候，多诺万更加左右为难。战略情报局有一个“赫尔曼计划”与莱韦屈恩的提议相似，但更具有“反俄倾向”，情报局的一位分析师称。莫尔特克的策反者建议先推翻希特勒，然后帮助盟军迅速收复法国和占领德国。与此同时，调遣德国国防军的部队向东将苏军逼守在波兰防线以外。多诺万和其顾问们除了莫尔特克，不知道克莱稍集团其他人的名字。这个看似无定形的组织怎么可能调动法国、低地国家和德国内部的整个德军到东部战线呢？战略情报局中有些人认为，这个“赫尔曼计划”有点像纳粹奸细在试图分裂丘吉尔和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关系。多诺万命令他的伊斯坦布尔站不要深究这个和平建议，只是与莫尔特克保持联系，看他是否能提供任何有助于“霸王行动”的情报。

1943年全年，杜勒斯不断向华盛顿转发他从吉泽菲乌斯和其他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那里搜集的大小情报。但他认为，这些情报有很大的出入。他对总部发消息说，最起码他能确定它们来自两个阵营：一个是像莫尔特克一样想敲开“盎格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