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哗变者

撒克逊占领军的大门”的阵营，另一个是那些想与苏联达成协议的阵营。8月，杜勒斯发电报给多诺万说，基于他与吉泽菲乌斯的谈话，他可以肯定军官团退役的贝克将军被公认为是在军事政变后“唯一有资格”领导军事政府的人。

与此同时，国务院高级官员开始越来越担忧，所有的德国和平试探都流向了中立国和像杜勒斯一样倾向于和谈的间谍手中，而这些本该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来处理。接到科德尔·赫尔的命令后，多诺万指示他在伯尔尼、斯德哥尔摩、马德里、里斯本和伊斯坦布尔的站长“立即”向所在地的大使汇报所有提议。杜勒斯向多诺万保证，他一直在向他的好朋友利兰·哈里森做汇报。

但伦敦对杜勒斯自行其是的做法仍顾虑重重。英国情报部门深信，无论德国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反对派，吉泽菲乌斯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使者。“百老汇”（美国人对英国军情六处的暗语）游说战略情报局甩掉吉泽菲乌斯，但杜勒斯却选择站在他的阿勃维尔线人一边。尽管开始的时候，他曾对玛丽·班克罗夫特坦言，不敢保证蒂尼所说的关于策反者的话句句属实。

但杜勒斯确信，吉泽菲乌斯背后隐藏的策反者就是他的上司——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的阿勃维尔是德国国防军间谍机构，与纳粹党盖世太保和帝国保安部的战争情报机构不同。军方的秘密机构好坏参半，它网罗情报的手段非常激进，但往往会误读所搜集的情报。杜勒斯认为，阿勃维尔大多数的间谍和破坏分子都是危险的敌人。但在最上层，有个以卡纳里斯和他的副手奥斯特将军为首的军官团，似乎在耍手腕反对希特勒。杜勒斯后来写道，他越想越认为阿勃维尔是“制造阴谋的理想工具”，其成员比如吉泽菲乌斯，可以“接受秘密命令，自由在国内外旅行，并且无人质疑。档案中的每一份文件、其会员资格、经费支出、联系方式，甚至是与敌人的接触，都是国家机密”。

根据卡纳里斯的希腊姓氏，杜勒斯称他为“希腊小子”，其实卡纳里斯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卡纳里斯讲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人有点未老先衰，是个天生的失眠症患者和悲观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过潜艇战。但在“二战”期间，他则被认为更适合做一名间谍负责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狡猾的情报员，有着极其肮脏的一面。吉泽菲乌斯认为他令人费解。在给多诺万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被称为德国“最危险、最神秘的幕后操作者”。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分支——第三反间谍机关，曾经冷酷无情地肃清了留在敌占国家的盟军间谍，甚至还逮捕了驻法国的美国大使馆领事，称此人是英国特工的卧底。多诺万立即着手派人监视卡纳里斯在欧洲的一举一动，因为此人跟自己一样是个旅行狂。

卡纳里斯是个右翼民族主义者，也曾是希特勒早期的支持者，但后来在英国参战之后，他对元首和战争不再抱任何幻想。但他还是决定留在阿勃维尔，坚信作为一个间谍头目，他能够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卡纳里斯搜集了盟军的情报，他认为这会让希特勒信服战争是无望的。他让分析师标色，甚至做假报告，劝阻“独裁者”心目中更加疯狂的军事冒险计划。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试图阻挠德国纳粹关于灭绝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的命令。卡纳里斯小心翼翼，避免直接卷入德国持不同政见者之流。他把这一切都交给了他的副手奥斯特，让他谋划“密谋集团”，成立一个由心腹阿勃维尔特工组成的通过中立国与盟军联络的组织。1943年11月，杜勒斯密切地跟踪了来访伯尔尼的卡纳里斯。在给华盛顿的电文中，指定其代号为“659”。杜勒斯还设法接近了卡纳里斯在瑞士的情妇。波兰和英国的情报特工一直付钱让她提供海军上将每次来访可能泄露的秘密。英国人认为这位狡猾的间谍头目知道他的枕边话会传出去，所以只告诉她他想让敌方机构听到的消息。

1944年的伯尔尼，严冬似复仇般早早降临，城市的街道上雪高高堆起，等待铲除。杜勒斯在一次晚间与华盛顿的无线电话中预测：“这场雪会给德国人从山路往意大利运输战争物资带来困难。”在杜佛斯托拉斯街，他与杰拉尔德·迈耶共享的狭窄的办公室里，杜勒斯存放了一些箱子，里面塞满了成百上千张五英寸宽、七英寸长的按字母顺序编制的《个性档案》索引卡，上面标注了他发电报所用的关于或友或敌的重要德国人和他们在瑞士期间所到过的地方。他的这些有关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人卡片”每周都在增加。他也持续收到一些对来自德国的反对派持怀疑态度的评论。一个瑞典的朋友驳斥反对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并说参与其中的几个人“特别幼稚”。但是到那年冬天，杜勒斯确信，德国存在着某种地下组织，尽管他不知道它的规模。1月，被派到苏黎世的外交卧底，柏林律师爱德华·魏特简，开始接替吉泽菲乌斯传递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杜勒斯给他的代号为“霍尔特”。玛丽·班克罗夫特在电话中称他为“荷马”，因为魏特简喜欢将原版希腊文的《奥德赛》翻译成德文来自娱自乐。

在华盛顿，惠特尼·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迈耶仍在质疑魏特简是否诚实可靠。杜勒斯以为他还算诚实，虽然他知道，同吉泽菲乌斯一样，只要盟军仍然对持不同政见者态度冷淡，魏特简可能会保留或歪曲一些情报。那么魏特简和吉泽菲乌斯所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真的是戈林、“头彩”和“加勒比”所要求的德国右派联盟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们的代码应采用莎士比亚喜剧中角色的名称 “法尔斯塔夫”。杜勒斯回应说：“不，胖小子（他给戈林起的假名，与德国人在这位帝国元帅背后对他的称呼没有太大区别）在知名的反对派圈子中并没有威望。”杜勒斯要求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络人为“哗变者”。

杜勒斯给现在已知的所有“哗变者”“密谋者”都指定了代号。贝克将军为 “长剑”，哈尔德为“阶梯”，格德勒为“热风”，赫尔多夫为“山猫”。到1月底，杜勒斯从与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的谈话中已经对“哗变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并将情况发电报给华盛顿的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他在给总部的电文中说： “‘哗变者’成员来自某些军事和政府圈子的各类知识分子，属于反对派中一个松散的组织。他们通过‘659’（卡纳里斯的代号）与外界保持联系和通讯。”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担任他们在“伯尔尼的中间人”。杜勒斯意识到总部对这两人仍半信半疑，但他信任他们，魏特简还专门与他直接联系，称“我们现在可以与‘哗变者’就事件进展保持密切联系”。

杜勒斯没有把“哗变者”的情况告诉英国情报机构，而且他不愿意战略情报局的任何人提醒“百老汇”，因为他们对吉泽菲乌斯早已恨之入骨。直到6月，他才对布鲁斯说可以跟英国伦敦的军情六处提及此事。布鲁斯告知了军情六处，但要求英国人把他们所搜集的有关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情报发送给他“作为我们提供‘哗变者’宝贵资料的回报”，他在日记中写道。布鲁斯抱怨说，英国老大哥交付的情报“弱爆了”，大多都是他曾经读过的国外机构的报告。

杜勒斯在1月27日致函华盛顿称，尽管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分为“亲西方”和 “亲苏”两派，但他几乎可以确定能在这两个派系间“保持联系”，并且他们 “非常渴望从我们这边获得政治弹药”。杜勒斯问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美国对德国抵抗运动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又能给“哗变者”什么？在读了杜勒斯通过伦敦转发的电报之后，凯西认为，某种阴谋正在第三帝国“遍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