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瓦尔基里行动

分，忠于纳粹政权的部队包围了班德勒街总部，并最终闯了进去。与此同时，贝克拿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两枪，瘫倒在地但没有死去，直到最后弗罗姆命副官补了一枪方才咽气。紧接着，弗罗姆匆匆开设了袋鼠法庭（非法法庭）来杀人灭口（毕竟他也曾与“密谋集团”有过瓜葛），午夜前后，施陶芬伯格，奥尔布里希特和另外两名军官被押出了庭院。汽车前灯的亮光打在他们身上，一伙临时集结的行刑队枪决了他们。施陶芬伯格临死之前高呼：“神圣的德国万岁！”

吉泽菲乌斯早早地离开了班德勒街，逃到了西奥多和伊丽莎白公寓的安全地带。午夜过后，收音机播放的唱片音乐突然停止，里面传出了阿道夫·希特勒挑衅的声音，他们三人围在一起，麻木地听着。“德国公民们！我很难细数到底有多少次人们企图计划并实施谋害我的生命。今天我对你们讲话，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完好无损；第二，告诉你们德国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犯罪细节。”他接着大言不惭地说，这次暗杀未遂是“上天的旨意，是在昭示我必须坚持我的使命”。但私底下，元首并不那么自信。他的私人秘书告诉盟军军官，7月20日的刺杀让他“断了一只胳膊”，而且长达数月听觉失灵，站立久了，膝盖会抖，而且一只手总是不停地哆嗦，他必须用另一只手按着。

为杜勒斯工作令玛丽·班克罗夫特身心疲惫。她在马焦雷湖租了一间别墅，那个地方在瑞士南部海岸，靠近意大利边境，她在那里与女儿度假。7月20日晚上，就在她准备晚餐，开始炒蛋时，起居室的收音机报告说，有人企图刺杀希特勒。整个晚上她一直不停地调台，想听到最新的消息。“密谋集团”的成员中至今尚未提到吉泽菲乌斯的名字，不过她知道他一定身陷危险。

伯尔尼的杜勒斯也听到了当天晚上刺杀事件的报道。片刻之后，他在信纸上打出了无线电话的底稿，用钢笔做了几次编辑，然后拨通了华盛顿的电话。此时，他除了无线电台和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外一无所知。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在电话中添加更多的信息。他知道瑞士当局，很可能德国人都正在监听他的电话。他照着文稿开始说：“当然，今晚最精彩的新闻就是刺杀希特勒的尝试。”杜勒斯知道这些年来已经有好几次暗杀企图。他对华盛顿说：“此人似乎吉星高照，但可能全知全能的上帝让他幸免于难，是为了让他亲眼看到他所领导的破坏行动是如何让德国走向彻底的毁灭。”他打算把最后一句作为宣传信息，传达给那些监听的“听众”。“到目前为止，除了报纸和广播以外，暂时还没有其他报道”，杜勒斯最后说。他在打草稿时，还曾写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任何关于政变策划者的消息。”但在拿起电话前，他把它删掉了。他知道谁是政变背后的主使，但他可不打算在被监听的电话中透露这个消息。

第二天早上，杜勒斯开始到处搜罗有关“哗变者”在“狼穴”里的企图，以及它对德国反对派运动的影响。在刺杀行动的几天之后，《纽约时报》和其他国际新闻媒体刊登了希特勒与贝尼托·墨索里尼察看炸弹损伤的照片。墨索里尼之所以到“狼穴”，是因为元首原计划在中午的作战会议后与他会晤。杜勒斯仔细研究了这些照片，特别是一张希特勒伸出左手与意大利独裁者握手的照片。他发电报给华盛顿：“这表明希特勒的右手可能已经受伤。”他还注意到，照片中只显示的是独裁者的左脸，“让人不免猜疑，他的右脸很可能也被炸伤。”多诺万把这种推测转发给了罗斯福。华盛顿总部和伦敦的布鲁斯都急切地想从杜勒斯那里了解任何有关刺杀行动的情况。他的每封电报，有用没用的，都被迅速发往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杜勒斯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刺探情报，尽管他的档案里早就有关于刺杀计划的拟定内容。

7月21日，星期五，下午早些时候，他给多诺万发了一封他连夜搜集的情报的电报。据他所知，吉泽菲乌斯在柏林去向不明，留在瑞士的魏特简所能搜集到的信息也是支离破碎。软弱胆怯的魏特简（杜勒斯发现他也只配做个邮差）现在对其柏林战友所做的事情表现出义愤填膺。杜勒斯可以断定，就是最近七个月一直跟他联系的那些“哗变者”实施了暗杀计划。杜勒斯在电报中说，施陶芬伯格似乎是这个“密谋”的关键人物。那天早上，他翻了一遍他与吉泽菲乌斯谈话的笔记，发现蒂尼曾简要提到过这位上校。杜勒斯推测，施陶芬伯格可能是高级国防军军官与莫尔特克的克莱稍集团年轻成员之间的“联络人”。“当然，肃清运动将会是血腥残酷的。”杜勒斯承认，但他仍然很乐观。政变很可能成功（杜勒斯当时并不知道已经不可能成功），一切都依赖于预备军的忠诚（杜勒斯不知道希姆莱已经控制了这个武装力量）。在希特勒的午夜讲话之后，戈林的发言表明 “反抗尚未全部绝迹”（不错，但星期四之后，反抗运动就销声匿迹了）。

杜勒斯推荐用心理战来支持反对派中的强硬分子。宣传单应该投放到德国士兵中。盟军空军应该轰炸希特勒的贝希特斯加登的大本营，以示纳粹高层仍在围困之中。盟军最高统帅部开始空投宣传单，但艾森豪威尔推迟了任何罗斯福与丘吉尔关于轰炸贝希特斯加登的决定。

星期五晚上，杜勒斯忽视了无线电话可能被监听一事，向华盛顿透露了他所搜集到的更多情报，尽管他承认这仍然无法使他“清晰了解德国局势”。他是这样开始的，这次政变“没那么出乎意料”，只不过他一直不知道那些高级官员 “有无勇气付诸行动”。但很显然，他们意识到“时间紧迫”，正如他在7月初向华盛顿报道的那样。“很可能暴动的时机尚未成熟，也可能盖世太保的行径迫使那些密谋除掉希特勒的人不得不行动”。为了成功，策反者需要几个主力德国国防军师团来占领“某些战略要点……如果他们占领了，就说明策反者手中至少掌握了几个大型的广播电台”。但杜勒斯没有听到策反者广播事实经过，他认为行动已然失败。即便如此，“刚刚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仍是过去几年来推翻希特勒政府的唯一的一次重大尝试”。德国国防军的士气遭到了“严重打击”。在军人界，贝克将军德高望重，军官们为他的死痛心疾首。但杜勒斯遗憾地总结道，目前在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集团能够像“哗变者”一样发动如此有影响力的政变。“如果这一尝试失败，德国人可能将不得不等待德国彻底战败”。他的预言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杜勒斯最终决定将他所知道的关于“哗变者”的事情告诉英国老大哥—— 但还是忍不住对总部指出“祖鲁人”（战略情报局对英国人的代号）让当时非常愿意向他们透露秘密的吉泽菲乌斯吃了不少闭门羹。在圣詹姆士宫的美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在7月23日晚上见到了丘吉尔，向他介绍了杜勒斯与德国反对派的谈判。在此之后，布鲁斯与克劳德·丹西坐下来宣布了消息。谢泼德森给杜勒斯写道，他期待“小祖鲁人”再次提起他暗中与“哗变者”谈判的“糗事”。然而，英国人对被排斥在外并不感到特别沮丧。杜勒斯猜测为他们已经提前得知了这次行动，因为军情六处一直在从魏特简处取得有关“密谋集团”的情报，英国特工早在1942年就认识了魏特简，但是他们也同样没有告诉他们的美国老弟。

苏联人那边怎么办？杜勒斯建议对他们隐瞒“哗变者”的事情，多诺万同意了。怀南特也表示赞成，担心直言不讳只会刺激斯大林的妄想症，让他认为美国一直在他的背后做手脚。然而，斯大林早已经知道了杜勒斯与“哗变者”的接触。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