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瓦尔基里行动

战略情报局华盛顿总部的一名奸细在7月20日前就给苏联通风报信，说伯尔尼站一直在与德国反对派合作。杜勒斯还担心，政变失败后，苏联为了控制局面会拉拢东线战败的德国将领，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多诺万把消息传给了罗斯福，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莫斯科从来没有酝酿什么协议。

从魏特简和其他线人为他提供的消息中，杜勒斯得到可怕的结论：在暗杀发生两天后，希特勒政权镇压了叛乱，策反者希望渺茫。“哗变者正在解散”，他发电报对华盛顿说。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手忙脚乱地为总部提供了一份事后分析。情报站接到谣传，在最关键的时刻，反对派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格德勒和贝克希望推翻希特勒后与西方达成和解，而施陶芬伯格决心与苏联讲和。但在这个阶段，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因为希特勒并没有被赶下台。杜勒斯越来越觉得沮丧，电台从未捕捉到宣传，而希特勒躲过爆炸后，暴动再也没有进展。他更加确信密谋的风声早已经泄露给了盖世太保，他们现在正在全力反扑，但他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同样，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其他事情发生。报纸上散布的谣言与他听到的如出一辙。要是吉泽菲乌斯能回来填补空白就好了。他很清楚，吉泽菲乌斯牵涉其中。杜勒斯拼命寻找任何蒂尼得以幸存并逃离德国的消息。

尽管所有的一切表面上看已经失败，但杜勒斯仍然坚信，同盟国会从失败的政变中受益良多。他在一次无线电话中对华盛顿说：“这个反叛的企图应该能帮助破坏德国军队继续斗争的意志。”一直在阅读传到伦敦的有关“哗变者”的电报的凯西，并不那么乐观。盟军最高司令部也没有看到一线希望，已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仍然被阻拦在滩头堡。艾克的参谋指出，纳粹现在正好有时间来巩固其政权，肃清残存在德国的反抗势力。

正如他们所言，希特勒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将预备军的指挥权交到了希姆莱手中，使他成为帝国仅次于元首的第二号人物。政变失败一个星期后，多诺万在华盛顿的研究分析师进行了一个秘密研究，准确地预测了德国纳粹党对德国国防军的控制会更加严格。“德国的崩溃可能不会太快”，希特勒会利用失败的密谋作为“大规模整肃”武装部队、公务员和工业界残余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借口。杜勒斯接到报告说，希姆莱手中有份五万人的名单，他怀疑这些在政府和私营部门工作的人是反对派的同情者。

杜勒斯所怀疑的盖世太保知道密谋计划的推断不攻自破。希姆莱自吹，在7月20日之后，他预料到了这种攻击，但事实上他的反间谍机构距离揭露政变还差十万八千里。但盖世太保为了弥补其情报失误，基本上在此后的战争中一直都是无情而有效地阻止密谋的发生，识别“哗变者”或任何与他们稍微有一丝牵连的人。杜勒斯在8月5日发电报给多诺万说：“看来，现在正在对‘哗变者’收网。”费尔吉贝尔、维茨莱本、奥斯特、汉森、赫尔多夫、哈尔德、沙赫特、弗罗姆和斯图克斯等全部被捕。盖世太保出100万马克的赏金索取藏匿的格德勒和同谋者阿瑟·内贝，一个刑警队队长的人头。杜勒斯汇报说，盖世太保现在可以肯定阿勃维尔成员“被哗变者利用”。在9月初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确认“我们的 ‘659’（卡纳里斯）已被逮捕”。这位退休的海军上将于7月23日被盖世太保逮捕，他并没有参与政变，但是了解密谋的准备情况。

这些策反者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希特勒所要使用的残忍手段。诸如费尔吉贝尔等高级军官并没有被行刑队枪毙，而是被折磨了几个星期后，赤身吊在钢丝或细绳的肉钩上慢慢折磨20分钟后痛苦地死去。而且，旁边还有摄像机拍成电影供希特勒事后欣赏。很多人被迫列队观看一个纳粹狂热法官对格德勒的公审。那些被判刑的军官被拖入牛车拉入集中营监禁。整个夏天和秋天，杜勒斯都从报纸的报道和线人的情报中寻找资料，向华盛顿汇报被逮捕和被处决人的情况。他在伯尔尼编写的情报和伦敦军情六处计算的人数都有点言过其实。最终被枪决的5000人里，大多数都在希姆莱所列的他想除掉的嫌疑人名单中，他们与7月20日的密谋没有任何联系。或许被处死的人中有200-260人曾或多或少参与过“哗变者”的密谋。杜勒斯的柏林线人最初告诉他，施陶芬伯格的妻子、孩子、弟弟和弟妹都被处决了。但年底他得知，以上消息并不属实。施陶芬伯格的家人，以及超过140人的其他同谋者的亲属被送去了达豪集中营。

8月中旬，一个信使终于给杜勒斯送来了一封来自弗里茨·科尔贝的密码信。他没有危险。奇迹般地，盖世太保的天罗地网居然漏掉了他。他在德国外交部的上司一直在提升他，甚至晋升他为总理秘书。8月11日，伯尔尼站佳音频传。另一个邮差到了瑞士，并告诉杜勒斯他刚刚见过吉泽菲乌斯，他目前躲在柏林。在刺杀失败后的当天上午，这位阿勃维尔的特工就离开了斯特朗克的公寓，在接下来的三周，他在首都东躲西藏，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时刻担心他那高大的体形让他容易在乘坐地铁或在人行道疾走中被人认出。杜勒斯不顾军情六处发出的吉泽菲乌斯现在肯定是一个纳粹奸细的黑色警告，开始策划如何帮助他的朋友从德国逃脱。

1944年从秋天到冬季，前来进行和平试探的德国人和想要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人继续出现在杜勒斯的门口。杜勒斯将他们的提议转交给了华盛顿，但当时的总部对德国的抵抗运动已经厌倦。多诺万的研究分析师甚至在一份报告中猜测，希特勒可能自己上演了7月20日的政变企图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借机加强对德国的控制。

对这种观点，杜勒斯只能嗤之以鼻。谢泼德森写信对多诺万说，“哗变者”是“一帮不可思议的热情而愚蠢的德国人，似乎对如何进行密谋活动没有丝毫概念”。杜勒斯没有与“头彩”就这一点展开争论。

多诺万命令杜勒斯不要再与其他政变策划者或“哗变者”的残余来往。战略情报局局长写道：“我认为，从人文角度来讲，我们不插手德国人内部的争斗更有益处。”杜勒斯同意服从命令，尽管很不情愿。他仍然怀疑苏联人不会按同样的规则出牌。至少，他对多诺万说，美国不应该反对任何西方导向的反纳粹行动，即使我们不以任何方式认同他们。

虽然“哗变者”的密谋以失败告终，但杜勒斯却在华盛顿名声大噪，因为他做出了预言并在事后提供了如此详尽的情报。伯尔尼站淹没在赞誉之中。谢泼德森发电报赞扬说：“你的成就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