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攻坚德国

在伯尔尼，从西而来的火炮轰鸣声不时传来，猛烈的时候震得茶杯哐当哐当响。随着盟军的推进，瑞士在8月底开放边境，这使得杜勒斯更容易向华盛顿发送报告，战略情报局的增援也可大量涌入。伯尔尼那微小的隐蔽的“前哨”，很快壮大为一个超过60人的主要间谍站。这里汇集了情报人员，管理到达的任务；研究分析师研究评估线人的报告；反间谍特工负责审查间谍，秘书和职员负责打印和编码信息；通信技术人员负责传输电报。初来乍到的人包括：格哈德·范·阿凯尔，37岁，来自伦敦站的劳工部，负责向第三帝国渗透间谍；保罗·布罗姆，生于日本，精通五种语言，负责组织反间谍行动；特雷西·巴尔内斯，哈佛毕业的律师，曾两次跳伞到法国，现以外交名义被派到伯尔尼公使馆做文员。边境的开放，也让杜勒斯20个月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法国侦察，还与他的老板见了一面。

8月15日，当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入侵法国的地中海海岸时，喜欢两栖登陆的多诺万，与部队一起在圣特罗佩附近的海滩涉水上岸。一个司机驾着吉普车带他随盟军部队北上。他对沿途所看到的抵抗组织游击队的作战效率印象深刻。凯西在其8月份的实况调查途中，绕道去了法国南部，在格勒诺布尔稍做停留，那里被烧毁的盖世太保建筑余烬未灭，到处都是执行队枪决卖国者的报道。他在这座古城的郊区找到了多诺万。这位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发现，他的老板正安逸地坐在一个宏伟的城堡中，透过林荫茂密的露台，眺望法国阿尔卑斯山壮美的景色。在享受了一顿美味大餐和几瓶法国厨师瞒着纳粹分子隐藏的勃艮第庄园美酒之后，凯西开始为多诺万酝酿良久的渗透德国的“使命”献计献策。

自1943年11月以来，多诺万一直敦促他在华盛顿的员工和伦敦的布鲁斯群策群力，提出战略情报局间谍潜入德国的计划。但他的助手并没有提出多少建议，这让他很纠结。在他向北穿越法国时，多诺万计划激励一个人去实现他的构想，他认为此人是让战略情报局间谍潜入德国的关键人物，那就是艾伦·杜勒斯。

8月伊始，多诺万就一直给伯尔尼站长灌输他的想法。8月2日，他电告杜勒斯，战略情报局需要重新定位，把精力从法国和其他被纳粹占领国家的秘密战争转移到德国境内。我们“应该用我们所有的技能和聪明才智来解决这个问题”。多诺万提议将伯尔尼站作为这些情报和颠覆性任务的“一个前哨”，杜勒斯先组织间谍和特种突击队潜入德国打探消息并制造混乱。多诺万激情澎湃地写道：“这将是战略情报局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如大胆的突袭，暗中实施漂亮的攻击，小组形式的巡逻，工业设施的破坏。”

杜勒斯认为这个想法很不切实际。令他气愤的是，多诺万似乎对他与弗里茨·科尔贝和汉斯·吉泽菲乌斯的成就熟视无睹，却要轻率地推出这个愚昧的使命。他语气委婉但直截了当地在备忘录里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在电报中对多诺万说，伯尔尼站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已经被“逼到极限且已超越了极限”，他没有人手来发起这项宏伟计划，同时他提醒这位间谍头目，“我们是在世界上最廉洁的中立国开展行动”。瑞士人对他那小小不言的“谨慎”的情报任务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他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艘航空母舰，与德国展开秘密战争，他们定会大动肝火。杜勒斯继续辩解道，即便他有人手，即便瑞士肯合作，这种行动的时机也早已错过。多诺万设想的网络应该在战争爆发前组织起来。在战争开始后，德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就已经闭关锁国了。不像在法国，现在跳伞进入德国的战略情报局特工没有安全的落脚之地，更没有友好的老百姓支持他们。多诺万在华盛顿的顾问们倾向于同意杜勒斯的观点。他们的一个备忘录警告说： 大体上说，德国人对盟军特工都有敌意，他们的社区“曾动员过战争。基本上人与人之间，至少户与户之间都与盖世太保有联系”。杜勒斯主张，就这个层面来讲，最好的情报是来自德国国内像科尔贝和吉泽菲乌斯那样愿意把情报带出来的德国人，而非大量潜入德国的外国特工。

多诺万很清楚种种障碍，但初衷不改。他仍想让伯尔尼站长为他渗透德国鼓气。杜勒斯也想跟多诺万沟通（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在9月第一周，他越过边境进入了法国，跟着法国游击队长途跋涉来到了里昂东部的一个藏身处。他希望从这里搭飞机到伦敦，再转机到华盛顿，他以为在那里能见到多诺万。几天后，一个战略情报局官员敲开了杜勒斯藏身之处的门，告诉他多诺万一直在寻找他，并说在里昂机场南边的飞机跑道上有一架飞机在等着带他们两个飞到伦敦。

道格拉斯DC-3飞机在里昂机场的跑道上发动了引擎，多诺万像对一个久违的亲人一样，热情地迎接了他的伯尔尼站长。两个人登上了运输机，杜勒斯没太在意一个叫凯西的年轻上尉的自我介绍，直接跟着他们上了梯子。凯西在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静静地坐着。飞机从草坪跑道起飞，沿卢瓦尔河向西北的英国海岸，就在撤退的德军飞机下面飞行。他偶尔会紧张地望着窗外，希望迷途的德国空军战斗机不会掉头向南攻击他们毫无戒备又没有武装护航的飞机。与此同时，在机舱里，杜勒斯大声嚷嚷着向多诺万汇报他在7月20日的密谋中得到的最新细节。他对多诺万说，肃清运动是血淋淋的，但他相信德国的反对运动仍然存在，而战略情报局可以加以利用。多诺万点了点头，随即切入正题，杜勒斯早已经准备好洗耳恭听。他对杜勒斯说道：“我想听听大举渗透德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仍从英国空投特工，就跟我们渗透法国的方式一样。”

杜勒斯列举了种种论点，说明为何这个想法没有多大的可行性，凯西在整个飞行中一言未发。毕竟他身边这个人此时在情报界已经是跟多诺万齐名的名人。他作为一个小兵插嘴总是不太适合。此外，凯西早就知道多诺万根本不会在意杜勒斯的反对意见。在上尉手腕上拴着的带锁的公文包里，是他和布鲁斯应多诺万的请求，在过去几周里，精雕细琢的渗透特工到德国的计划。

9月8日下午，道格拉斯DC-3飞机在伦敦降落。当天晚上，多诺万、杜勒斯和布鲁斯来到了萨沃伊酒店的酒吧喝酒，突然间被第一颗德军V-2导弹猛烈撞击到城市里的声音打断，导弹在奇西克炸出了个巨大的坑，造成三人死亡。在随后的夜晚，每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多诺万都会来到格罗夫纳广场战略情报局伦敦站的屋顶，看更多希特勒的“复仇武器”从空中划过。

凯西也曾在屋顶伸长脖子看早期的喷气动力V-1飞行炸弹（嗡嗡炸弹）。此时，随着这些比一般炸弹重六倍的庞然大物的接连到来，他躲进了掩体。他现在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的都是如何重组伦敦站的间谍机构。多诺万把渗透德国作为重中之重，杜勒斯一直反对并试图用其他选择进行抑制。但多诺万现在对他伦敦的年轻助手而不是伯尔尼的明星站长言听计从。多诺万和杜勒斯之间产生了裂痕，这两个人本身也并不特别喜欢对方。两年来，杜勒斯的电报中，不时提出狂妄自大的外交建议和对多诺万管理的微妙批评，让战略情报局头目心存芥蒂。他认为杜勒斯想抢他的饭碗，事实上这种推测八九不离十。

多诺万还断定，杜勒斯是一个糟糕的管理者，这个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多诺万的管理也很混乱。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杜勒斯缺乏让手下人忠心耿耿的领导能力（多诺万自然具备）。在萨沃伊酒店喝酒的时候，多诺万已经向他的伯尔尼站长透露风声，说他不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