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凯西的间谍

晨接到了一封电报，让他心烦意乱，就如前几次一样。带着“画家”和“医生”团队的飞机成功从第戎起飞，但飞行员在躲避库夫施泰因南部防空高射炮时迷失了方向，被迫带着两个团队回到了基地。3月21日，星期三凌晨，“画家”终于成功伞降。三天后，“医生”才得以空降。凯西的比利时部要求“维克多”电台接收站密切监视两支队伍的频率，并在接到 “医生”或“画家”传来的信息后，立即向伦敦站报告。

3月26日，“医生”首先发了电报。这个简短的摩尔斯电码传输的信息，告诉伦敦他们已经安全着陆，并要求英国广播公司用这样一句广播测试信息：“帝国是敌人残酷无情的兵工厂。”凯西立即发报给华盛顿的谢泼德森，提醒他布朗托克和斯梅茨已经渗透到了德国。

“医生”队伞降到了指定的库夫施泰因以南降落区五英里外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是个幸运的意外。如果飞行员把他们空投在正确的地方，斯梅茨和布朗托克可能已经牺牲了。德国山地士兵白天一直在那里进行演习，而且计划次日继续返回训练。他们肯定会注意到积雪覆盖的草地上的痕迹，很容易就能追踪到这个伞降队。但斯梅茨和布朗托克面临着所有伞降到错误地点的特工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当晚由于到处冰雪覆盖，他们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的方向。值得庆幸的是，斯梅茨降落的地方离布朗托克只有50米的距离。飞机的调度员把装着他们设备和服装的三个集装箱推下了飞机，然后斯梅茨和他的搭档依次从跳伞口跳了下去。他们已提前约定好，斯梅茨原地不动，布朗托克去找他。

斯梅茨收起了他鼓鼓的降落伞，把酒瓶从夹克里掏了出来，痛饮了几口，瘫倒在地上。布朗托克五分钟后找到了他。两个人用了大约三个小时，才找到了那三个集装箱，它们被投在了大约250米开外。身上穿着黑色的大衣和西服，这两名特工在月光照亮的雪中很显眼。他们剪掉了其中一个白色的降落伞，来遮盖身体作伪装，并开始在降落地附近挖坑掩埋另一个降落伞和三个集装箱。他们伞降的地方是可以眺望基茨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山顶。斯梅茨估计这个地方离山谷有3000英尺。他们不知如何下山，既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周围的积雪有3-12英尺深。于是他们爬上了一个斜坡，看看是否有任何德国人从下面出现。斯梅茨摊开睡袋，喝干了酒瓶里剩下的酒，爬进睡袋睡觉。布朗托克负责站第一班岗。

第二次好运降临时是几个小时后的破晓时分。布朗托克推了推他的伙伴，叫他快醒。透过望远镜，他发现有三个身影跋涉上山走向他们。布朗托克和斯梅茨用手枪对准他们。但是特工们释然地发现，这些闯入者很友好。这三个人原来是德国军队的提洛尔逃兵。就在前一天，他们正好在“医生”队降落的地点铺开了红白相间的奥地利国旗，希望给过往的盟军飞机发信号，告诉他们友好的游击队就在该地区，并接收空投物资帮助他们组成一个抵抗小组。当他们听到载着“医生”队的B-24“解放者”前一天晚上在这个地区低空飞行时，他们拂晓就出发，看看飞机是否伞降了物资。

这些提洛尔人帮助斯梅茨和布朗托克挖出了他们的集装箱，带他们到了附近的他们自己藏身的小屋，给这两个比利时人准备了面包、肉和热茶。当天深夜，那些逃兵又花费了许多精力帮助这两名特工下山，花了四个小时来到了山下舍福村的一个农家，该村在库夫施泰因的南部。

次日早晨，布朗托克打开了他的无线电，发送了第一条信息，告诉伦敦“医生”已抵达，准备开始工作。凯西的分析师给了斯梅茨一个近40个目标的单子，让他们探测库夫施泰因周围的目标，如武器工厂、零部件仓库、机场、党卫军驻地、疑似的集中营、像戈林一样的高级官员的别墅、纳粹狂热分子以备投降后的抵抗可能藏匿的武器等。“医生”接到的命令是待在原地区，侦探并把所发现的情报发回直到战争结束。

“画家”队一直杳无音信，令凯西非常沮丧。3月21日凌晨，范·戴克和弗卢尔也被空投在了错误的地方，距离特罗斯特贝格附近的预定地点约有十几英里。他们立即收起了降落伞，迅速脱掉了大外罩，并在树林里找了个降落到附近的集装箱躲了起来。拎着箱子和其他装备，他们吃力地向西北走去直到天亮。然后他们在树林里隐蔽了一天，弗卢尔的右脚后跟一阵阵抽痛。1月份训练跳伞的时候，他受了伤，昨晚又再次受伤，让他疼上加疼。第二天深夜，他们继续向西北跋涉。但这次只带了一半的装备，扛着所有的东西前进太困难了，尤其是弗卢尔疼痛的脚后跟。他们埋藏了两套无线电中的一套，还有“琼-埃莉诺”两个电池中的一个（头天降落的时候已经摔坏，弗卢尔认为可能没用了），两挺斯特恩轻机枪（两人觉得，就算遇见德国人，他们也不能架起来打）。

次日早晨，范·戴克和弗卢尔已经到了特罗斯特贝格的郊区。他们决定把第二套无线电和其他设备埋在那里的树林里，然后沿着通往城市的路走。范·戴克找到了一个亚历克修斯修士会会友庇护所地址，据说能为他们提供安身之地。但是会友让这两位特工吃了一顿饭，然后说他们所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因为一个希特勒青年团中心就坐落在庇护所的隔壁。亚历克修斯修士会会友非常害怕，担心过不了多久那些狂热的青少年就会发现庇护所里窝藏着颠覆者。

范·戴克和弗卢尔再次出发，能坐火车就坐火车，没有就步行。3月24日，星期六晚上，他们终于到达了慕尼黑。他们在一家通宵咖啡馆，慢慢地品着咖啡，试图不引人注目，坐到了次日早晨。然后他们乘公交车，到了范·戴克名单中一个有希望的安全落脚点，这是一个比利时机修工租的公寓，之前曾是党卫军的军用车库。机修工只是介绍了自己的姓，范·吉尔，他比亚历克修斯修士会会友要友好得多。但是范·吉尔说，他在慕尼黑不认识什么人，所以他无法帮他们在比利时劳工中建立间谍网络。不过范·吉尔对城市的生活状况所知甚多，星期日大半天，他都在给范·戴克和弗卢尔灌输有关的知识。而且他还真有一个朋友给他们找了一对比利时夫妇，夫妇愿意留他们当晚在家里过夜。3月26日，星期一，早晨天一放亮，范·戴克和弗卢尔走进了慕尼黑的劳工部（就业交流中心），作了难民登记，寻找工作。由此，他们向厄运的泥潭迈出了第一步，漫长的一个月的纳粹安全控制压迫就要降临在他们身上。

2月第一周，最终的大决战准备已经紧锣密鼓。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巨头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地点定在了黑海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度假胜地雅尔塔，一座乳白色大理石修造的里瓦几亚宫。他们要研究决定如何对德国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如何分割胜利者占领区，如何在战后重组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国家，三个大国如何进军，粉碎亚洲的日本帝国等重大问题。在阿登高地反攻失败后，希特勒把总部搬到了柏林，准备在帝国总理府附近深深的地下元首地堡度过剩下的战争岁月。艾森豪威尔的大军在其西侧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其东侧则是苏联红军。1月份，由于缺乏足够的供应列车，红军进军的脚步放缓，现在他们就挺立在奥得河岸，随时准备对纳粹号称要繁荣一千年的帝国首都展开大总攻。

3月20日，赫尔姆斯飞往巴黎，在凯旋门附近的蒙梭公园酒店定了个舒适的房间，开始组织与占领军一起进入德国的战略情报局的任务。

谢泼德森在11月警告多诺万和杜勒斯，鉴于他在柏林汇报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