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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和他对德国语言和文化“非常可观”的知识,他发现海军上尉非常适合建立战后情报行动行政机制。他离开伦敦的时候,对凯西迫切推进安插特工到帝国有种不安的感觉。他天生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如果说他在间谍界的一年半时间领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精心策划的情报任务远比匆忙的蛮勇的任务效果好得多。他担心,凯西的德国行动中后者占了太多。他认为,凯西组织的任务总是一蹴而就,派到德国的团队总是很草率而没有足够的准备。尽管他知道应惜时如金,但他也知道,如果一切从简,特工就会阵亡。
但是赫尔姆斯现在无暇多想这些。他要把千头万绪的细节组合成一个对战败国的间谍任务。两周后,他招募了战略情报局官员小分队进入解放后的科隆、法兰克福、纽伦堡、不来梅、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柏林。他计划加入目前已经凑齐的五人团队前往柏林。
在到达伯尔尼的一年之中,杜勒斯就一直不断电报华盛顿,阐述他关于战后德国政府应如何组建和战略情报局在其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想法。他在1943年12月的一次无线电话中建议:“德国应去中央集权化,普鲁士应划分成俾斯麦之前的组成部分,首都应从柏林迁出……划分普鲁士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帮助纳粹取得了政权的德国反动势力,那里有他们的据点。”他认为,除了纳粹残余分子,一个和平与民主德国的敌人就是苏联。1944年10月,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杜勒斯抽时间写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给多诺万,预测未来将爆发“冷战”,事后证明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写道:“苏联现在认为自己有权在东欧和东南欧占据主导地位。在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等地区,苏联不打算强加一个严密的共产主义政权,但它会驱逐、清算或排斥那些国家中被视为敌对的政治分子,并安插‘左翼分子’的政权……承诺主要与莫斯科合作。”杜勒斯预测,斯大林知道“我们不会试图用武力阻止苏联的统治,因此我们不应该虚张声势”。但斯大林“目前也不希望在欧洲与美国或英国发生冲突”。因此,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尤其是在红军占领的地盘,杜勒斯相信,苏联的秘密机构将利用心理战、颠覆和政治恐吓来建立亲苏维埃政府。因此,“德国人民在政治上需要健全的指导,在现政权倒台后发展一个民主制度”,他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杜勒斯还致电多诺万、费迪南德甚至赫尔姆斯,为战后德国政府列出了一份 “有用的德国人”名单——他在伯尔尼旅游期间遇到的劳工领袖、社会学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以及在瓦尔基里密谋中的幸存者如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早在1943年11月,他就开始开动脑筋构思在美国人或苏联人占领后,需要跟他一起飞到柏林的团队人员。戈德堡给他提供了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德国工会成员,美国陆军中德语流利的德裔美国人,伦敦站劳工部的关键人物,如乔治·普拉特和拉扎尔·特佩尔等。在敌对状态结束后,这些人能帮助组织残存的德国劳工运动。
1945年1月4日,杜勒斯前往里昂,与多诺万秘密会谈战后德国代表团的任务。他们决定,这个分队的间谍和专家将搜集和分析美国占领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甚至“社会学”情报。其反间谍官员将根除纳粹地下的颠覆性活动,以及他们发动的游击战争。团队要寻找研发了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技术及硬件的人,如火箭、化学和生物制剂的德国科学家。这两个人还讨论了另一个高级秘密任务,多诺万希望杜勒斯派间谍进入苏联和大不列颠所占领的德国地区。他推测苏联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将试图进入美国地区,多诺万希望战略情报局也要深入到他们的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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