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胜利

4月26日，星期四中午前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撤销了命令，通知多诺万让杜勒斯重新恢复“日出行动”。一个小时后，多诺万发了一份只可让杜勒斯一个人过目的绝密电报到伯尔尼，告诉他五角大楼要让他遵循精确的指示。多诺万告诉他的站长，瑞士的谈判到此终止，德国人必须“立刻”前往卡塞塔签署投降文件，“否则全盘协议取消”。苏联人收到通知让他们派代表到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多诺万警告杜勒斯，不可自作主张，“我们必须逐字地执行这些指令”。

杜勒斯刻不容缓地召集了那些德国人。当多诺万的电报到达时，沃尔夫的副官温纳少校和菲廷霍夫的高级参谋施万尼茨中校，已经跳上了一辆汽车，正行驶在从卢塞恩到意大利边境的道路上。到星期六，杜勒斯成功地拦截了两名军官，并发出了新的指示。他电告多诺万，已经安排好施万尼茨和温纳当天到亚历山大将军的总部，“全权”代表他们的老板签订投降协议，或至少杜勒斯希望他们有这个权利。他向多诺万保证：施万尼茨是一个“能胜任”的军官，温纳是一名 “有影响力的人物”，杜勒斯认为他可以算得上党卫军投降部分签章画押的“人物”。如果在关键时刻出现小故障，他们可以联系沃尔夫，身穿将军提供的党卫军制服的战略情报局人员——“小兵沃利”，会坐镇沃尔夫的总部，用无线电跟卡塞塔联系。

亚历山大乘坐舒适的、设施完好的C-47军用运输机，赶赴日内瓦附近的法国阿讷西。星期六中午，飞机带上了施万尼茨和温纳从那里起飞，穿过暴雨到达了卡塞塔。杜勒斯仍然留在伯尔尼，因为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做掩护的他，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名人，他担心盟军总部的战地记者可能会认出他，而泄露该行动的安全性。盖沃尼兹登上了那架军用运输机，担任翻译，并负责协调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盟军地中海总部坐落在卡塞塔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堡，曾是历代纳波利塔诺国王的居住地。城堡后面有座小山，大大小小的瀑布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梯田式的池塘和喷泉；这里还装饰有巴洛克式雕像，以及18世纪的英国花园。刚过3点，一辆载着施万尼茨和温纳的车停在了门口，大院被铁丝网圈着，戒备森严。山顶上到处都是半圆拱形活动房屋和平顶房屋，从那里可以眺望那不勒斯湾和湛蓝的伊特鲁里亚海沿岸白色建筑的壮观景色。然而，树林上都紧紧地系着草绿色帆布，防止德国人看清他们的森林环境和盟军总部的位置。

下午6点整，首次正式会议在大院的会议室举行，主持会议的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陆军中将威廉·达西·摩根爵士，他那浓密白胡子和背头银发很引人注目。在这个长长的会议桌一边，坐着莱姆尼策和艾雷（此时都穿着将军制服）以及其他三位盟军军官，威廉·盖沃尼兹爵士坐在一边翻译，施万尼茨和温纳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一名在罗马担任苏联联络官（兼格勒乌间谍）的苏联少将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基思连科，也来到了总部大院，但未被邀请参加首次会谈。

摩根省略了寒暄问候，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和坐在他桌旁的高级军官。然后他要求两名德国军官，出示代表沃尔夫和菲廷霍夫投降授权给他们的证件。温纳从桌子对面递过一张纸，上面有很短的一句表示允许他代签的话，句子下面是沃尔夫的签名。然而，施万尼茨中校在递过证据时，解释说他有一个条件。在菲廷霍夫赋予他的“指令的框架内”，施万尼茨说，他有“全权”签署权，但在投降条款中可能“有某些主张不在”施万尼茨的“指示”范围内，而这些主张必须要向菲廷霍夫提及，让他直接决定。威廉爵士没有理睬施万尼茨的警告，虽然他不应该这么做。在菲廷霍夫给他的中校的指令中，有这样一条：他希望在投降书条例中写明，允许他的士兵返回德国，而不是去战俘营——这个无论如何盟军都不会接受。恰恰相反，摩根把三份20页长的带附录的《投降文书》推给了桌子对面的施万尼茨和温纳。他告诉他们，他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这些文件，之后回来宣布他们是否接受他们的条件。

晚上9点，这些德国人回到了会议室，草草阅读了那冗长的文件，对那些冰冷而且丝毫不让步的措辞倍感震惊。基思连科和他的翻译参加了这次会议。施万尼茨和温纳花了几个小时就投降条款与摩根讨价还价。威廉爵士愿意做出小小的让步，比如在把他们送到战俘营之前，允许军官保留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来维持秩序——但他坚决拒绝菲廷霍夫让他的军队返回德国的条件。这位英国将军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就是，在《投降文书》中附加上自己的个人陈述，虽然他无法做出任何承诺，他预计大部分的德国士兵将被关押在意大利附近，而不是被长期拘留在美国或其他更遥远的地点。

从深夜到第二天凌晨，这些不满意的德国人，在他们的住所与盖沃尼兹对条款争论不休，而盖沃尼兹终于让他们选择接受了严苛的条款。他恼怒地说：“难道你们还意识不到，每一分钟，你们在这里纠结文件中的措辞，就意味着更多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在意大利的死亡？”意味着“进一步的破坏，对德国城市进一步的空袭，进一步的死亡！”温纳最终表示愿意签署。不久艾雷过来了，通知这些德国人，盟军不可能等到他们设法联系上菲廷霍夫，等他来批准这个投降书。

疲惫的施万尼茨终于同意不经将军的最后点头签署文件。正式的投降时间定在格林威治时间5月2日中午。

星期日下午2点，昏昏沉沉的施万尼茨和温纳被领进了附近的皇家夏宫舞厅，由于泛光灯都打开来录制这一事件，他们被照得只能眯着眼睛。除了地中海司令部高级官员、基思连科和他的翻译及盖沃尼兹外，还有一群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和电台记者，他们站在一张长长的、一尘不染的会议桌后面，桌上摆着七份投降文件（英文五份，德文二份）。媒体人答应，在5月2日下午之前，不对签署仪式进行文字报道或广播。

摩根代表亚历山大签了字，然后温纳在文件上签了他的名字。施万尼茨在提笔之前，停顿了一下做出声明，不过更像是最后的喘息：“我从冯·菲廷霍夫将军处得到授权，但有一定的限制。对超出这些限制的权利，我自己承担责任……我猜想我的总司令会赞成我的行动，但我不能绝对保证这一效果。”盖沃尼兹迅速瞥了一眼莱姆尼策。这会让施万尼茨的签字一文不值吗？

摩根并不这么想。“我们接受这一点。”他点了点头，平静地说道。

亚历山大希望，德国人在5月2日上午通过军事频道广播投降命令，随后在德军士兵中散发传单，然后菲廷霍夫总部的先遣团手举白旗出现在盟军前线。这只是计划，但是哈罗德爵士不知道敌人会不会遵守这一计划。他们的指挥官会接受由两个中层的德国官员约定的条款吗？其中还有一人在最后一刻还脱口而出他可能没有签字权。杜勒斯也顾虑重重。

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的烦恼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个时刻，任何事情都可能导致投降的事情脱轨。在签字仪式后，施万尼茨和温纳飞回伯尔尼，带着投降文书副本回去交给他们的上司，当他们正准备从瑞士越过边境到意大利时，被瑞士当局扣留了，还是杜勒斯出面干预解了围。沃尔夫和菲廷霍夫收到投降文书后，与其他高级纳粹头目发生了争吵。

卡尔滕布鲁纳试图阻止这个投降，以便兜售他的和平建议。鉴于4月29日希特勒还在世，凯塞林也进行了干预，试图阻止菲廷霍夫的投降。为了给他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