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柏林

有业务往来，缪勒不属于柏林队成员。但刘易斯·杜普斯，一个荣获了不少奖章的陆军少校，在“彼得”分队是亨泽尔的上司，也是个粗心大意的老板，批准了这次旅行。威斯纳听闻抓捕的消息后，完全清楚没有什么间谍任务让这两人一起行动，而且他也没有批准带进来138只手表。他的情报生产队队长范·德·格拉赫特也没有做过这类批示。范·德·格拉赫特的副手赫尔姆斯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被耍了一样。在赫尔姆斯的办公桌对面的成堆的文件中，有来自“彼得”分队的杜普斯不寻常的现金要求，比如贿赂苏联人用的12000卢布。他要求杜普斯提供更详细的资金账目往来，但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分队正在进行金融诈骗。

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在法庭上证明有罪是很困难的。调查人员发现，几乎不可能理清战略情报局的资金与这两个官员的个人现金。但很显然，缪勒从瑞士走私手表，然后以高价卖给亨泽尔，而亨泽尔先供给杜普斯合法间谍行动需要的数目，然后把剩余的再抬价卖给其他客户。杜普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为亨泽尔见不得光的事情辩护，恰巧证明他越权批准了“彼得”队物物交换的非法交易。他也太过轻信亨泽尔了。

杜勒斯刚开始认为，这两名军官的黑市销售只不过是个“小小不言”的弊端。当然，与柏林巨大的非法贸易相比，138只手表不值一提。10月12日，他电告华盛顿，对此事轻描淡写：“有些拥有良好作战记录和欧洲战争胜利军功的人，有滋生道德和其他问题的倾向。”但他很快就发现，亨泽尔-缪勒案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彼得”队的官员，携带着物物交换品和现金自由自在地漫游在柏林，都通过他们的贸易工具赚得金钵满满。军中愤怒的上司提出让陆军审计他的特派团，杜勒斯成功地避开了这一要求，并请求对亨泽尔-缪勒案件进行内部调查。杜普斯受到了谴责，战略情报局委员会将亨泽尔和缪勒送上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两人被允许悄悄地退出情报局。杜勒斯也因对自己的特派团管理松懈遭受了一些指责（尽管从未落实），这个缺点从伯尔尼就一直伴随着他。一向细致入微的赫尔姆斯也有责任，他自己居然愚蠢地轻信杜普斯再三保证的分队的金融交易是合法的。

杜勒斯和赫尔姆斯想尽快铲除腐败官员，现在这个任务落在了西谢尔的肩上，在驱车向策伦多夫总部驶去的路上，赫尔姆斯解释说。这位23岁的陆军上尉几乎立刻意识到，他要啃的可是块硬骨头。午餐过后，赫尔姆斯安排把他介绍给了“彼得”分队的成员，西谢尔与另一位陆军上尉一起落座，并被告知他来做西谢尔的副手。

这位军官满脸羡慕地看着西谢尔戴在手腕上的手表。这位上尉对他说，如果他的新上司想把它卖到柏林黑市上，很轻松就能拿到1000美元。西谢尔立马着手处理丑闻。对德国特派团的管理者来说，这种黑市可耻丑闻的时机来得真不是时候。“冷战”正在升温，战略情报局正在关闭。9月末，杜鲁门下令关闭多诺万的机构，并撤销了将军的局长职务，即刻生效。这绝对让赫尔姆斯感到措手不及。多诺万立即向杜勒斯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分站站长打电报，告知他们，到10月1日为止，美国陆军部名为“战略服务部”的新机构将接管他们的间谍工作。该部门将由曾是多诺万副手的约翰·马格鲁德准将率领。此人谨小慎微，瘦弱不堪，神经兮兮，双手总是抖个不停。他担心“战争部接管的艺术家”很快就会针对马格鲁德，并清算战略情报局。然而，这位准将却打算在“冷战”期间，尽可能地多保留旧的机构。他请求杜勒斯、威斯纳、赫尔姆斯留任德国，继续从事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但由于预算削减，他们不得不用少于原战略情报局四分之一的情报员和研究分析师进行秘密斗争，这些人只能勉强维持他们对苏联的优先目标。

杜勒斯整合了行动。关闭了像不来梅和皮尔森这样的几个德国城市的“P分队”，解雇了几个间谍任务中没有什么价值的特工，如法国占领区“金三角” 计划等几个计划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10月份，提交给华盛顿的报告数量和质量只是略有下降。但是预算的削减和五角大楼的调动，很快就给德国特派团带来了一场浩劫。杜勒斯发现几乎不可能策划未来的行动，他现在是有职无权，被“挂”了起来。马格鲁德不能保证给这60名特工永久的工作，对在德国留下的人员也无法提供支持。他只能在一封电报中向杜勒斯保证，如果这些男男女女能再坚持三个月，他会“优先考虑雇佣”他们。他希望去杜鲁门政府组织的一个永久性间谍机构任职，但这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保障。赫尔姆斯和其他人担心，他们在情报机构看不到未来。杜勒斯认为，要将这60人留到12月都困难重重。如果将这个新的战略服务部视为养家糊口的手段，战争结束后许多人只能回家，或飘荡到其他政府机构。陆军在德国的情报机构，如“秃鹰”队，开始拉拢杜勒斯的官员和秘书，答应可以给他们工作，并在他所支付的薪水上翻二三倍。

工作效率很快一落千丈。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依然斗志昂扬。战略服务部派到德国的一个稽查队，在11月第一周向华盛顿报告：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反间谍性质的行动在德国展开。”这个稽查队总结道，杜勒斯的特派团“很明显是战后‘回家’心理中最糟糕的牺牲品”。

最重要的人才流失就是杜勒斯本人。10月10日，他离开了德国，告诉马格鲁德，他将在12月第一周辞去间谍机构的工作。一如往常，杜勒斯保留了自己环球旅行的风格。在回到美国之前，他在那不勒斯、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稍做停留拜访了他的朋友，之后才到华盛顿与政府结算他的账目。杜勒斯思忖着，也许某天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央情报局，但他觉得近期绝无可能。他想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或许写一本关于他近四年间谍生涯的书。他返回到了伯尔尼，与妻子克洛弗、孩子们和他的妹妹埃莉诺一起过圣诞节。杜勒斯对他在德国的时光很少记挂在心，但他很想念瑞士。他暗想，他在那里的战时服役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赫尔姆斯和其他在德国的很多管理者对杜勒斯都心怀怨恨。他们很不欣赏他的做法，战略情报局刚刚关闭，他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抽身，让事情每况愈下。赫尔姆斯现在成了柏林间谍基地的一把手，终于在机构中走出了他人的阴影。但是自从杜勒斯离开后，基地杂乱无章，毫无目标。他重组了已经被裁减的分队，让其情报和反间谍职能再次开始行使。此时此刻的赫尔姆斯，对柏林的了解远比他手下的官员多得多，他利索地处理办公桌上来来去去的文件。他头脑清醒而且十分关注间谍任务，所下达的指示明确清晰，期望他的下属能准确无误地实施。如果他们没有做到，他也会发发脾气。同时他对留在福林韦格大街总部的颓废官员也关怀备至，在他的公寓里设感恩节晚宴招待他们，团队士气大有改善。他的战略服务部的上级为其冷静果断的做法深表赞叹，特别是在所谓“新冷战”的第一线。他们看到这位海军少校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赢得了尊敬。

在他的监管下，这个劳累过度的基地还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历史趣闻。赫尔姆斯有个充满活力的员工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德，出生于瑞士，精通三种语言，找到了在希特勒地堡值班的护士埃尔娜·弗莱格尔。在漫长的会谈中，他记录下了她所观察到的元首临终前最后的日子。

埃尔娜对斯塔尔德说：直到最后几天，希特勒一直在食用特殊饮食，都是荷兰进口的新鲜蔬菜，而且总是独自一人进餐。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