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沒有雜草的世界

第一次參加禪修營幾天後，我在樹林裡散步時遇到了我的老冤家。它的大名是大車前草，通常又稱為車前野草。多年前，我還住在華盛頓特區時，我的草坪就飽受這種雜草折磨。我花了很多時間與之搏鬥，卻多半只是把它拉出地面而已，有時我會非常歇斯底里地用上除草劑。我自認不是那種成天只想著怎麼剷草除葉之人，但必須承認的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對這種植物的態度已經構成敵意。

然而，在這個禪修營中，我首度因雜草的美麗而震懾。也許我應該把雜草二字放在引號中，因為當你覺得「雜草」美麗，就該質疑這是否真的該被稱為「雜草」。當我站在那裡看著我的老冤家時，我就問了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這種長著綠色葉子的東西會被稱為雜草，而周遭其他符合相同描述的東西卻沒有獲得如此稱號？我環顧四周，再看著雜草，發現自己無法回答。似乎沒有客觀的視覺判準可以區分雜草和非雜草。

現在回想起來，我想我會把自己第一次對事物的近身觀察稱為「空」的經驗。也許這不像前一章羅尼．史密斯和格里．韋伯所描述的經驗那麼戲劇化，當然也沒那麼普遍和持久。但這具有相同的關鍵特徵：雜草所投射出的身分，沒有一般那麼強烈。儘管雜草在視覺上跟過去一樣是可辨別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與周圍的植被相比，已沒有那麼明顯。它現在缺乏原本可讓它從其他植物中脫穎而出、看起來比外觀更醜的雜草本質。

所以本質很重要！前一分鐘你在某種東西中看到它的本質，讓你想殺死它，下一分鐘本質已經消失，讓你想留它活口。

當然，這裡的風險並不高。據我所知，雜草沒有感受愉悅或痛苦的能力，所以從地面拉出一根雜草並不是嚴重的道德罪過。儘管如此，面對雜草，總是比面對燈、鉛筆或眼鏡，更接近道德心理學的領域（也就是判斷善惡的領域），這影響我們對待其他生物的方式。當你要面對的是有感知的生物（例如人類）時，風險就可能很高。

我之所以花費大量時間在談論空的教義，正是因為這些道德風險。我認為，待人方式的根本，就是我們認為對方所擁有的本質。因此，對本質的感知是否為真，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是錯覺（一如空的教義所示），就十分重要。

從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看，人們把本質歸到他人身上的原因，與把本質歸到東西之上的原因是相同的。我們會以此評量人們，然後為他們發配本質。人類同胞不僅僅是食物、工具、掠食者、保護者，也是演化環境的一部分。因此，天擇設計我們以特定方式對他人做出反應，並給予我們對他人的感受，以藉此操控這些反應，而這些感受塑造了我們在他人身上所感受到的本質。但是，人類同胞比環境中其他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還複雜。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們會擁有特化的心理機制以評量人們，然後為他們發配本質。



我們的「人之本質」機器


數十年來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揭示了這種機器的運作方式。首先，這機器運作得很快。初次遇見人們時，我們就開始進行評量。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在幾乎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就做好這份工作。例如，若你給人們看一段短片，裡面有人在交談或是參與某些社交互動，接著讓他們對此人的某些事情進行評量，例如她的專業能力或社會地位，評量結果竟與較客觀的估量頗為吻合。即使短片是無聲的，結果也是如此，這表示所有評量線索都是非語言的。此外，人們在觀看影片三十秒之後做出的判斷，幾乎與在五分鐘之後做出的判斷一樣準確。

兩位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對這些「薄片擷取」（編注：為心理學及哲學名詞。指透過短時間、片段的觀察，就準確找出事件的模式，並快速判斷對方的行為型態）研究進行了後設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經過一次非常簡短的觀察，「某些穩定的潛在本質被判斷者所接受」。當然，此處的「判斷者」是指實驗中進行觀察的人，但也可能是指我們所有人。畢竟，我們會逕自判斷，都是經由天擇設計好的。

我們的判斷可能依賴於看似可笑的膚淺證據。例如，被認為具有吸引力的人，更可能被評為有能力的人。但這是有些道理的。有吸引力的人似乎更容易取得社交上的成功，而能夠拉動社交槓桿，也會是一種重要能力。

進行道德判斷時，我們並沒有把太多賭注下在外表。因為與沒有吸引力的人相比，有吸引力的人更不可能被視為正直或體貼之人。而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沒有理由認為他們更體貼或更盡責。[1]然而，有關道德的判斷，與關於能力和地位的判斷有個共同之處，就是我們經常憑藉著單一資料就判別推斷。雖然各種實驗都表明了這點，但是只要反思自己的行為就可以知道。如果你看到某人停下來幫助某個因受傷倒在人行道上的人，你難道不會覺得「哦，這個人真好」？如果你看到某人快速經過倒在人行道上的傷者，你難道不會覺得「哦，這個人不怎麼好」？

我知道你是怎麼想的：那些停下來幫助有需要的人是好人，那些視而不見快速經過的人是壞人。

但是你錯了！一九七三年，由兩位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發表的著名研究，就證實了這一點。研究首先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們成為好撒瑪利亞人（編注：出自〈路加福音〉中僅有撒瑪利亞人幫助被強盜打劫的猶太人的寓言，後用以指稱好心人、見義勇為者），幫助有需要的陌生人。以下是心理學家描述他們所創造的場景：「當受試者穿過小巷時，受害者就跌坐在門口，垂著頭，閉著眼，動也不動。當受試者經過時，受害者會咳兩聲並發出呻吟，頭仍垂著。」

受試者都是普林斯頓的神學院學生。他們被告知，必須在附近的一棟建築物裡進行簡短的即席演講。其中一些人更被告知他們已經遲到，另一些人則獲得通知表示時間還很充裕。在前一組有一○％的受試者會停下來幫助人，而後一組則有六三％停下來幫助人。因此，在六三％的人中看到好人的本質其實是誤導，更準確來說，你看到的是時間充裕者的本質。

除了匆忙程度，實驗者還操縱了另外一個變量。一半的受試者在前往演說前，先讀了《聖經》中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然後針對此進行演說。另一半的受試者則讀了《聖經》中與利他主義無關的段落。事實證明，即使反思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也沒有增加成為好人的機會。

這個實驗適用於大量和「基本歸因謬誤」相關的心理學文獻。「歸因」一詞指的是解釋人們行為的傾向：以「性情」因素來解釋（例如：他們就是那種人），或者以「情境」因素來解釋（例如：他們遇到什麼事情所以遲到了）。「謬誤」一詞指的是，這些歸因往往是錯的。我們傾向於低估情境的作用，並高估性情的功效。換句話說，我們對本質有所偏好。

「基本歸因謬誤」一詞是由心理學家李．羅斯在一九七七年創造出來的，其涵義可能令人迷惘。例如，我們經常把罪犯和神職人員視為兩種根本不同的人。但羅斯和同儕心理學家理查．尼斯貝特，建議我們重新思考這種直覺。他們說：「神職人員和罪犯很少面臨相同或相當的情境挑戰。確切來說，他們將自己擺放進去（也被別人放入）的情境，正好會促使神職人員的外表、行為、感受和思考方式，相當像名神職人員，也讓罪犯的外表、行為、感受和思考方式像名罪犯。」

哲學家吉爾伯特．哈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