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沒有雜草的世界

回顧基本歸因謬誤的文獻之後，對於是否確實存在誠實、仁慈和友善等性格特徵提出了疑問。他寫道：「既然我們對性格特徵的普通信念，可能解釋為源於某些錯覺，我們必須推斷，性格特徵的存在並沒有經驗基礎。」

這觀點聽起來也許頗為極端，而且許多學者對歸因謬誤的文獻解釋也沒那麼激烈。大多數研究這些東西的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一般人的某些人格特質會相當穩定地維持下去。儘管如此，我們把道德本質歸因到人身上（視這些人為好人、卑鄙的人、友善的人、不友善的人）的程度，確實超出實際證據。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在公開場合表現得粗魯或不得體，讓我一眼就注意到他，並且覺得他很糟糕。在壓力很大的情況下，我也不止一次表現得同樣粗魯無禮。然而，我並不認為自己很糟糕，至少本質上並不壞，即使反省後也一樣。

我之所以不把自己視為糟糕的人，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明白壓力會導致我出現不當行為，因此那個做壞事的我，並不是「真的我」。但若是其他人，我就不太去考慮這種可能性。這就是基本歸因謬誤：將他人的行為歸因於性情，而不是情境。我把「壞」定位在他們的內在，而不是在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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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類心智被設計成在評量人時，會忽略或淡化情境因素？嗯，首先請記住，天擇對人類心智的設計，並不是要人們做出準確評量，而是做出評量後，能引致對評量者基因有利的互動。

細想人們所持有的論證，何者較為荒謬？論證通常會以諸如此類的斷言起頭：「她人真的很善良」「他是個好人」，接著會有人持不同見解：「不，她並沒那麼善良」「不，他其實是個壞人」。這些論證可以一直持續下去，除非有人說：「好吧，也許對我來說她很善良，但對你來說不是」「也許在我遇到他的情況下，他很好，而在你遇到他的情況下，他很糟」。

但從天擇的角度來看，人們沒有理由對這種可能性給予足夠的重視：良善和美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情境化的，而不是性情上的。畢竟，本質模型（相信每個人都具有普遍良好或普遍劣質的性情）運作良好。如果有人對你一直很好，那麼進入友善的互惠關係是有意義的。換句話說，這就是友誼關係。而相信這個人本質上是良善的，可以順利把你拉進這種友誼關係。

更重要的是，這種信念能讓你輕鬆說出這個人很好。這樣很省事，因為給予朋友高度評價是構成「友誼互惠利他主義」的一部分。看到朋友內在的好本質，可以讓你毫不費力地完成這部分的互惠。這能讓你不致感到憂煩，因為就你所知，當你不在朋友身邊，他們成天都在詐騙老人家。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一直對你很壞，那麼在他身上看到壞的本質就是導致你出現自私行為的原因。你不僅會避免做任何可能無法互惠的行為，還會堅定地說他是個壞人。說你的敵人是壞人有其道理，因為這樣你越能破壞他們對你的重要性，他們也越不能傷害你。

實際上，在現代世界中，這可能不是個有效的策略。但是在人類演化的小型狩獵採集社會中，持續不斷詆毀人們，可能確實對他們的社會地位產生了顯著影響。這也可以做為對其他人發出的警告：不要跟你作對。

總而言之，有個情境變量，總是讓我們對人的評量產生偏見：每當我們看到他們做某件事，就認為對方是故意做給我們看的，而且就我們所知，他們與其他人相處會有不同行為。但我們會忽略這個變量，並將自己所看到的行為歸因於他們的性情。這點就自我保護而言，是其來有自的，因為這樣我們就會認為對方擁有本質（不管是好是壞），而視他人擁有本質對我們來說最有利。 我方朋友和盟友將擁有好的本質，對手和敵人則擁有壞的本質。如此一來，這種情況真是再省事不過了。



我們的本質保存機制


但是，如果現實入侵了這種方便的錯覺呢？如果我們碰巧看到或聽到敵人做了好事怎麼辦？如果我們看到或聽到朋友做出壞事怎麼辦？難道這不會構成威脅，讓他們內在的本質有了消失的危機嗎？

是的，這確實構成了這種威脅。但我們的大腦非常善於抵禦威脅！事實上，我們的大腦似乎有為了應付這種特殊威脅而設計的機制。你可以稱之為：本質保存機制。

事實證明，基本歸因謬誤（傾向於高估性情的角色以及低估情境的角色）並不像心理學家最初認為的那麼簡單。有時我們確實淡化了性情的作用、放大了情境的角色。

我們在這兩種情況下，會出現這樣的傾向：

一、如果敵人或對手做了好事，我們會傾向歸因於環境。例如，他會給乞丐錢，是因為有個女人剛好站在那裡，而他想加深她的印象。

二、如果密友或盟友做了壞事，那麼我們更會強化環境歸因。例如，她之所以會對路邊討錢的乞丐大吼大叫，是因為她的工作壓力很大。

這種解釋上的靈活性不僅塑造了我們的個人生活，也形塑了國際關係。

社會科學家赫伯特．凱爾曼已經注意到這種傾向如何讓敵人永遠留在敵人那一端：「歸因機制⋯⋯促使你去確認原始的敵人形象。敵人的敵對行動是性情歸因的，因此會進一步證明敵人天生具備侵略性、無情的性格。和解行動則會被解釋為對情境力量的反應，是戰術操作、是對外部壓力的反應，或是因屈居弱勢所做的權宜之計，因此不需要修改敵人的原始圖像。」

這有助於解釋，當戰爭接近時，為什麼主戰的人們會卯盡全力妖魔化敵對陣營的國家領導人。在美伊戰爭前，情勢逐漸緊張之際，當時強硬派的美國雜誌《新共和國》，將登上封面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畫像上的鬍子，修成希特勒的模樣。這做得並不十分微妙，但有效。因為一旦有人被牢牢關入敵人的盒子裡，我們的歸因機制會讓敵人很難從盒子中脫逃。例如，如果像海珊這樣的人會放行國際檢查員進入他的國家尋找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那一定只是伎倆（確實，他在二○○三年伊拉克戰爭前不久就這麼做了）。他一定已經把那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藏在某處了。畢竟，海珊的本質如果不是邪惡的，那也至少是壞的！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海珊已經做了可怕的事情。但未能看清他，導致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伊拉克戰爭及其餘波中超過十萬名無辜者的死亡。

戰爭提供了絕佳範例，讓我們知道本質如何從一個層面散播到另一個層面。你一開始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國家領導者本質上都是壞的。接著跳到下一個想法：整個國家，像是伊拉克、德國或日本，都是你的敵人。然後，再轉化到這個想法：該國的所有士兵，甚至所有人民，本質上都是壞的。而如果這些人很壞，就意味著就算殺死他們，也不會良心不安。美國在日本兩個城市（是城市，而非軍事基地）投放了原子彈，而此舉幾乎沒有美國人提出抗議。

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因為這種致命的後果而被捲入部落心理學。這種心理學改變了我們的感知與道德計算，雖然這些案例的重要性不高，卻很常見。一個特別有說服力的案例發生在一九五一年，位於普林斯頓神學院以東一．六公里處，這也是進行一九七三年好撒瑪利亞人實驗的場所。



作對的本質


這個研究進行的地方是帕爾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