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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王传》的结尾处,作者描述了虔信者爱德华临终时的场景。在床上醒来之后,他生动地向身边人讲述了自己的梦。在这个梦里,两位僧侣带着上帝的旨意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他年轻的时候,虔信者在诺曼底结识了这两个人。他们告诉他,英格兰的所有上流人士(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其实都是恶魔的仆人。为此,上帝诅咒了整个王国。在爱德华死后的一年内,“恶魔将在全国范围内横行。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火、剑以及战争的灾难”。国王回应称,他会警告他的子民,告知他们上帝的计划,以便他们可以悔过。这时,他却被告知这件事不可能发生。既然如此,虔信者便询问两位僧侣,上帝的怒火何时才能消除?他们回答:
到了那个时候,不借助任何人力或是其他任何外力,一棵被拦腰砍断的绿树将会自己重新连接在一起。它被砍下来的部分距离树桩有3浪(1浪约合201.2米)那么远。在老树树液的滋养下,它会再次吐出新叶,开花结果。只有到了那时,深重的苦难才有望解除。
《爱德华王传》的作者说,在听到这些话之后,在场的人都非常恐惧,因为一棵树不可能像僧侣描述的那样自己移动或自我修复,除非有人的帮助。无所不能的上帝自然能让这件事发生。但是,只有在英格兰人为之忏悔之后,上帝才肯帮忙。作者怀疑道:“到那时之前,除了遭到屠戮的悲惨结局,我们还能期盼什么呢?”1
这句话是多么确切啊!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编写者的口吻可以看出,到征服者死去的时候,事情并没有变好多少。暴力或许已然消散,但诺曼人的占领无疑让英格兰人成了自己的国家的下等阶层。在他的令状当中,威廉曾把自己的臣民划分成两个独立的民族,即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Angli et Franci)。正如亨廷登的亨利所说的那样,“被称作英格兰人甚至是一种耻辱”。确实,《末日审判书》表明,到了1086年,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经济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在贝里圣埃德蒙兹,有342所房屋登记在册。而在20年前,这一地区还是耕地。但与这一结论不相符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系列新的灾难便出现了。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房屋,其中甚至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很明显,几乎所有的其他重要城镇中也出现了大火。这到底是意外火灾还是人为纵火,我们不得而知。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记载道,前一年,糟糕的气候带来了饥荒和瘟疫,“这场瘟疫如此严重,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最悲惨的境遇,最终因为发热而倒下……唉!那段时间真是那一年中糟糕和令人惋惜的一段时间,而且带来了这么多的不幸”!2
到了威廉儿子们统治的时期,一切也并没有太大的改观。1087年,威廉·鲁弗斯登基,实现了征服者有关英格兰王位继承的愿望。但是,他对其他家族成员的担心也被证实了。在他的叔叔奥多的辅助下,曾任诺曼底公爵的短护腿罗贝尔阴谋篡位,想要取代鲁弗斯,成为英格兰的君主。这一阴谋最终失败了,但是,征服者的儿子们之间的斗争还是持续了很多年。在他们的父王死后的10年间,鲁弗斯、罗贝尔以及亨利三人书写了一部有关背叛和出卖的悲伤故事。在1096年之后,他们之间实现了短暂的和平。此时,罗贝尔前去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了获得足够的路资,他把诺曼底抵押给了鲁弗斯。但是,4年后,鲁弗斯在新森林地区狩猎时被一支流箭所伤,不治身亡。(英格兰的编年史家当然不会忽略这一事件。他们评论道,这一招人憎恨的制度已经夺走了它的创立者两个儿子的性命。)亨利加冕为英格兰的新王。当罗贝尔从东方回来之后,他们旋即展开了王权之争。直到1106年,一切才尘埃落定。在坦什布赖之战(Battle of Tinchebray)中,亨利击败并俘虏了他的兄长。罗贝尔在监狱里度过了余生,并于1134年逝世。而直到他于1135年死去之前,亨利一直统治着英格兰和诺曼底。3
这些事情都无助于改善英格兰人和他们的诺曼新主人之间的关系。自从1075年埃德加王子向征服者投降以来,罗贝尔确实与埃德加王子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奥德里克说,他们算是一起长大的异姓兄弟)。但是,新任诺曼底公爵与旧英格兰王族末裔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招致了两位新任英格兰国王的怀疑。在对待埃德加之流的问题上,鲁弗斯和亨利都更加谨慎了。例如,1087年,鲁弗斯在刚从长期软禁中获释的莫卡和伍尔夫诺思的陪同下抵达英格兰。但是在抵岸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把二人投入大牢。4
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要争夺征服者所留下的权力,鲁弗斯和亨利就需要效仿他们的父亲,对英格兰频课重税。在1106年之后,他们一直在对英格兰频繁征收重税。这是因为,当时的亨利需要保卫诺曼底,免除叛乱以及外敌入侵对它造成的困扰。而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从那时起,亨利同时统治着英格兰和诺曼底。这意味着英格兰国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国外停留。当威廉在位时,他花费了60%的时间待在诺曼底。这一数据也适用于1106年之后的亨利。5在12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这两种趋势(为了外国的战事而征收重税以及国王缺席)一直在持续。英格兰和诺曼底在政治上的统一深深地影响到了两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英格兰被卷入了欧洲的主流之中,而法兰克人则用武力统治着英格兰。与此同时,英格兰人也受到了法兰克人的影响。对于一些英格兰南部的商人来说,这值得庆祝。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事件,因为他们失去了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联系。对于坎特伯雷的埃尔诺思(Ailnoth of Canterbury)来说,丹麦人没能在1085年成功入侵英格兰依然令人感到遗憾。12世纪20年代,在丹麦流亡的他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克努特四世本可以成为英格兰人民的解放者,将这个民族从法兰西人和诺曼人的暴政中解救出来。6
在征服者儿子们的统治下,英格兰人把自己当作诺曼殖民地上一个受到统治的民族。1107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道:“这恰恰是亨利继位后的第7年,也是法兰西人统治这里的第41年。”20年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表示,在诺曼征服后的60年间,这一点并未发生过变化。在马姆斯伯里的著作中,他曾重新描述了虔信者爱德华的临终之梦,并且附上了那则有关被砍断的绿树的预言。他表示,自己只能认同原作者悲观的解读方式,“我们现在的经历印证了这个故事。英格兰已经成了异族人的家园和外国领主的娱乐场。如今,没有一个伯爵、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是英格兰人。到处都是些生面孔,而他们在享受英格兰的财富,吞噬她的生命。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糟糕的事情到底何时才能结束”。7
然而,尽管马姆斯伯里十分悲观,但在当时,人们仍然能够看到改变的迹象。关于伯爵和主教,他可能说对了,但就没有英格兰人担任修道院院长这件事,他并没有说对。尽管他们大多都被诺曼人所取代,但早在征服者统治的末期,仍有几座修道院是由英格兰人担任院长的。而到了威廉的儿子们继位的时候,这一局面也没有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在修道院里,大多数的僧侣都是英格兰人,而且,其中的很多人都掌握着实权。(例如,我们并不难看到,诺曼修道院院长会任用英格兰人当他们的副手。)从一开始,在修道院里,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就在一起生活了。虽然这导致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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