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

不可避免地，劳力散漫的组织方式，终于为新式生产企业—工厂—所取代。将从事不同技术作业的大数目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甚至集中在一组建筑物中，这种构想并不新鲜。可是，新颖的是创造在统一技术管理之下的机构，去负责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和生产上的各种改变，以应对市场不断变化的情形。而外包工制的作坊和简陋小屋，是“在部分不能移动的环境中作业，用相当固定的技术，享受到实际上或法律上的垄断，或由宫廷或军队这些非商业性质的买主所送来的大订货单”（Pollard，1965：7）。

工厂制度因外包工制度的各种缺陷而产生（Landes，1969：55—60；Pollard，1965：30—37；Schlumbohm，1977：274—276）。在外包工制度中，商人提供原料；许多小的家庭作坊对此进行加工处理。这个制度在维持和扩张作业的规模和范围上，遭遇严重的困难，因而也为累积资金的潜力设限。在生产者分散和无人监督的经济单位中工作时，劳力的密集度和持久性都受到限制。只要工业操作是补充农业任务，以至田地的工作比纺织机前的工作更重要，情形便更是如此。类似地，宗教活动、亲属往来以及娱乐，也可以影响工作的密集性和程序。再者，商人无法防止分散开的工人偷窃和贪污原料，也很难控制产品的品质。18 世纪，这两个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而生产流程中的同步骤不能同步进行，增加了运输的成本。当纺纱慢下来时，商人－协调人不得不去找织工以满足织布机的需求。在纺织技术因创新而得到改良以后，商人又得去找手摇织布机的织工。加工处理和交货延误的情形，使资金循环迟缓，而顾客对此感到不满。因此，不断增长的大规模贸易遭遇外包工生产制的限制。这个制度分成无数小作坊单位，无人监督，也无法监督（Pollard，1965：31）。这种矛盾的解决方法是建立资本主义的工厂。

这个新形式的组织工作造成几种相关的变化。第一，它将尽量多的工作阶段聚集“在一个屋顶之下”，只要行得通和有利润。这样的集中，减少了外包工制所特有的监督与运输成本。它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控制。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是一位为工厂制辩护的人。他在 1835 年写道：工厂制使组织生产的人可以“压制习于突然勤突然惰的工人的倔强脾气”（1967：16）。第二，工作过程被分割为基本的组成部分，取代了工匠间劳力等级的划分（Ure，1967：20）。第三，这些工作的不同阶段逐渐以所需的训练和技巧分高下，而给以不同的酬劳。这样一来，工作可以更有效地同步进行，而劳工被分为由不同目的推动的团队，也便于控制。第四，任务的同步进行使工作过程持续不断，所得的盈余价值可以增加到最大限度。事实上，在增加的资金被固定在机器中以后，工作的持续成了工厂作业必须遵守的主要规则。当需求迟滞时，指导外包工制度的商人，可以干脆停止作业。可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停止的机器日渐磨损贬值，直接消耗资本。再者，如果在机器新的时候不用它，它在过时作废以前可能收不回成本。而企业家便成为“他投资的囚犯”（Landes，1969：43）。

然而，早期的英国纺织工厂却面临一个问题：潜在的劳动阶级，普遍不愿意进工厂工作。他们尤其抗拒工厂中不松懈的劳动和严格的纪律，因为这些和较早的习惯与自主劳力的交际习俗不符合。许多早期的工厂仿效用作处罚之地的收容院和监狱，其所用的人也是非由己意的穷困学徒。以为进入工厂做工是强制性的刑罚劳力的想法，也使以前的工匠或家庭作坊的劳工认为，由家庭生产者相当的自决走向工业工人的苦役有失社会身份。“只要一个工人多少有一些自由选择的余地，他便宁可在家中工作。”（Pollard，1965：162）自由的工厂劳动阶级，其成长迟缓，并且在当时受到抗拒。对于工厂制度的憎恨，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绅士与百姓之间近于内战的状态。它成为 19 世纪初期英国的特色。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冲突才有所缓解。到了那个时候，工厂的劳动力比较稳定，工人的身份也逐渐有了差异，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报酬。工作精神的传播与新工人阶级的服从，加强了工厂的纪律（Pollard，1965：186，197；Foster，1974）。

棉纺织工厂的发展，造成英国若干纺织品生产中心的成长。历史上以前也有过大的城市人口聚居，但是在英国制造业市镇的兴起中，世人看到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无法赶超的质的变化。伟大的伦敦城，在 1660 年已有 50 万居民。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工业城市，而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与分销中心，冶金与印刷业的技术工匠的重要中心，服装、家居与时尚中心，以及与运输和市场有关的所有活动的重要中心”（Williams，1973：147）。相反，推动工业革命的新工业城市，“是环绕其重要工作场地组成的，而且往往是从事单一的工作”（Williams，1973：154）。在这些市镇中，曼彻斯特既是典型代表又是象征。1773 年，它只有 2.4 万名居民。到了 1851 年不列颠群岛的居民大都住在市镇的时候，它的人口已增加了不止 10 倍，为 25 万人。到了 19 世纪中叶，它每 3 个居民中便有 2 个工人。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工业卫星市镇中，10 个居民中便有 9 个工人。到了那个时候，在 20 岁以上的人口中，2/3 以上的人是在别处出生的。其中大约有 13 万人来自周边各郡，约 4 万人来自爱尔兰。有的人说这个新城“和尼亚加拉瀑布一样壮丽”（Carlyle），有的人则说它是“新的地狱”（de Tocqueville），“地狱的入口”（Napier）。恩格斯说它是英国劳动阶级诞生的地点之一，人们搬到那儿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1971：135）。由于一度紧紧掌握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瓦解，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劳力。然而，他们现在又须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迫切需要。这个方式把他们当作出卖劳力的人推到市场上。它只不过是将他们的产品转化为资本家可借以购买这些产品的手段。于是，工业城市变成庞大的劳力市场，各种群体和类别的人（用手纺织纱线的人，手摇织布机的织工和动力织布机的工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以前的工匠和新来的移民），在此竞争就业的机会。这些劳力市场又创造了若干持续的对立：形将被机器取代的工匠与机器工人之间的对立，监督生产的人与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工资较高的男人与工资较低的妇女和儿童之间的对立，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对立（尤以 1826 年与 19 世纪 40 年代的周期性衰退时为然），以及英国工人与爱尔兰移民之间的对立。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英国工人与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冲突更形尖锐。1800 年以后，爱尔兰人大批移居到英国的城市。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在所有体力劳动最低贱的部门中，都有爱尔兰人（《爱尔兰穷人在大不列颠情况的报道》，Report on the Sate of the Irish Poor in Great Britain，引自 Thompson，1966：435）。马克思在 1870 年写道：


英国每一个工商业中心，现在都有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的工人阶级，一个是英国劳动阶级的阵营，一个是爱尔兰劳动阶级的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