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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是英国进入海外商业的第一张王牌,它由英国本国生产,可是棉花却必须要从国外进口。1787 年,超过一半的生棉是从欧洲国家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进口的。士麦那(Smyrna)和土耳其供应另外的 1/4。可是到了 1807 年,到达伦敦、利物浦和格拉斯哥(Glasgow)的棉花,60% 以上却是来自英国从前的殖民地美国(North,1961:41)。此后美国一直是英国棉花的主要来源地。1815 年后,棉花成为美国经济扩张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North,1961:68)。1815—1860 年,棉花占了美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在英国,蒸汽机、珍妮纺纱机与动力织布机在技术上的配合,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同样地,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也使美国南方可以大量产棉。英国最初需求的是“海岛棉”(Sea Island Cotton)。1786 年,“海岛棉”由巴哈马群岛传入佐治亚-卡罗来纳的海岸地区。这种棉的纤维在压过滚轴以后很容易与棉籽分开,可是气候先决条件上的限制,使得产量偏低。美国外销的棉花因而大部分是第二级的“中等陆地棉”。惠特尼的轧棉机,旋即使一个人从前清理 1 磅短纤维棉花所用的时间可以清理 50 磅短纤维棉花,因为这种机器很容易使棉籽与黏黏的纤维分开。
以使用奴隶劳力为基础的棉花种植企业,是高度有组织和使用大量劳力的生产单位。当种植园向西面移动时,它们由种植烟草和谷物改为生产棉花。这时需要种植园的规模更大,奴隶的数目更多,只有少数奴隶主能跟得上这种发展的趋势。专业产棉的种植园,大部分都有 30 个以上的奴隶。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 10 年间,阿拉巴马州和得克萨斯州沿海岸平原沃土地区,其产量较大的种植园至少有 50 个奴隶;而在密西西比州冲积平原上的种植园至少有 200 个奴隶。为了使劳力高度密集,指派劳力群在种植周期中从事一个接一个的特定工作,其节奏使人联想到工业生产。维持这些作业所需的纪律,使奴隶不怠惰,当然是工头和监工的暴力了。暴力在这个制度中非常重要。福格尔和恩格曼(Fogel and Engerman,1974:238)说:“现有的证据说明,用暴力由奴隶身上所得到的劳力,其花费为不用暴力的一半不到。”
图 9-2 工业革命中的棉纺织品:制造中心与供应地区
用奴隶劳力种植棉花是有利润的行业。平均来说,奴隶主可以赚到其奴隶市价的 10%。它比 19 世纪中叶前后新英格兰最兴隆的纺织厂所赚到的报酬率更高(Fogel and Engerman,1974:70)。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当时许多白人家庭根本没有奴隶。而即使是在有奴隶的人家,几乎一半的家庭只有 5 个以下的奴隶(Bruchey,1967:165)。
种植棉花不是引起美国奴隶制度的原因。可是美国奴隶制度之所以延续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棉花的种植却是一个重要因素。造成奴隶制度延续的是对棉花持续的需求,尤其是英国人的需求。1790 年,美国的全部棉产量只有 3000 包,可是 1810 年上升到 17.8 万包,1830 年上升到 73.2 万包,1860 年上升到 450 万包(Fogel and Engerman,1974:44)。伴随生产增长的是种棉地的扩大。棉花的生产向西移动,沿着每年至少有 200 个无霜天气和有棉作物所需雨量的气候带,由大西洋沿岸移动到南方诸州。种棉业的扩大配合汽船和铁路运输的稳定发展。汽船和铁路使遥远的地区也可以与搭载货物的大港埠衔接起来。随着这种扩张,人口也大规模迁徙,1790—1860 年 83.5 万个奴隶迁移,大都是从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迁移到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在这些奴隶中,2/3 以上是在 1830—1860 年迁移的。那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强制迁移。
与西印度群岛的情形相反,北美洲的奴隶人口大都是自我繁殖的。早在 1680 年,在美国殖民地出生的黑人,已占奴隶人口的一大半。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土生的奴隶数目已为在非洲出生的奴隶数目的 4 倍。到了 1860 年,除了 1% 的奴隶以外都是美洲土生的,其中许多奴隶是其他土生奴隶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后裔。这种情形与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情形构成鲜明对比。西印度群岛和巴西必须不断进口奴隶以为补充。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说:“在新世界所有的奴隶社会中,只有美国南方的奴隶劳力是自我繁殖的。”(1972:5)这件事的原因不完全清楚。对于种植园记录的研究,质疑所谓有计划地养育奴隶以出卖的说法(Fogel and Engerman,1974:78—86)。有人说黄热病在热带的西印度群岛杀死了奴隶,但在比较有益健康的大陆上却不曾发生。但是只有比较这两个地区整个的传染病环境,这个意见才能有说服力。古特曼(Gutman)说:在 1720 年之后的几十年,是美洲大陆由西印度群岛奴隶的死亡模式转变到为了自我延续的生殖的关键时期(1976:341—343)。他说,对于北美奴隶,家庭的形成与亲属网络的出现,对于支持他们的进一步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论美国奴隶生生不息的理由何在,显然这个人口都将累积自己的经验和发明自己的适应模式,并且传诸后代。研究(Gutman,1976)说明,亲属和拟亲属的网络如何在奴隶中间发展和发生作用,又如何用它们传播和壮大知识与信仰,这些知识与信仰是基于奴隶的经验,而非奴隶主的要求。
这种在时空上连接一代又一代的亲属和拟亲属的网络,其存在使人怀疑以奴隶为一个在社会关系上完全适应其主人家长式意识者的说法。奴隶学着对付其主人,但是却没有证据说明他们被动地甘愿接受主人的命令。福格尔和恩格曼曾经说,在这样的劳力制度中,不大可能“恰当地”运用暴力,以最低的成本达成最大的结果(1974:232)。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问题,不是仔细校准“待遇”以得到“最适当的服从”,而是两个阶级之间复杂和不断改变的关系。这两个阶级因命令和劳动而凝聚,又因阶级的组织与利害关系而分化。古特曼曾经说:“19 世纪四五十年代,整个南方奴隶群落以内亲属和拟亲属网络的存在,是奴隶制度仍然残酷和具有强制性的重要原因。”(1976:325)可是在这些束缚以内,日常关系仍需不断地重新磋商。乔治·拉维克(George Rawick)说:“这种关系很有问题,需要经常创造与再创造日常的礼节,以便将等级制和建立在赤裸裸的权势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变得人性化一些。”(1972:62)
南方的种植园因而具有双层关系,一层是“大厦”与其奴隶之间的等级关系,一层是黑人群落延伸到种植园以外的水平关系。种植园通常有一个监工(一般是白人)、几个工头(一般是黑人)、大量的奴隶工匠(往往技艺高超)和种植园工人,还有担任家仆的奴隶。不过,家仆与种植园工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生命周期中的阶段,而非绝对的界线。家仆由年轻和年老的奴隶中调来,而种植园工人只限于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与中年人,还有自由黑人。1860 年自由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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