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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纺织业不仅由美国南部,也由地中海东部地区进口棉花。黎凡特地区的国家和岛屿久已种植棉花,并在欧洲销售。19 世纪,埃及成为替欧洲市场生产棉纤维的重要国家。埃及的这种发展是有双重好处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中最早与西方发生商业关系的地区之一。而这样做又使它成为第一个试图赶上欧洲工业化和商业化的非欧洲国家。
想要达到这种双重目的,首先必须使以前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大规模转型。18 世纪,在埃及掌权的是马穆鲁克(Mamluk)。他们是土耳其-切尔克斯(Turkish-Circassian)的军事奴隶和收取贡赋的精英分子,从奥斯曼帝国购买到由农民身上榨取贡赋的权利。埃及原来常常与欧洲进行贸易,将也门的咖啡运到欧洲。但是到了 18 世纪末,这种转运贸易已一蹶不振。这种情形使强加在久已受苦的农民身上的纳贡相对增加。而收取贡赋的军人彼此竞争权力与资源,更加重了纳贡的负担。不过,农村还能维护其对公共土地的保有权和土地转让的自主管辖权。而且只要村落头人能转交给马穆鲁克适宜的贡赋,他们想种什么作物便可种什么作物。
可是在 1803 年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掌权以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分布便有了剧烈的变化。阿里是一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奥斯曼帝国副总督的侄子。他在故乡因烟草贸易致富,并且曾带领阿尔巴尼亚分遣部队在将法国人逐出埃及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里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确立了他对于埃及的自主权,还摧毁了马穆鲁克的权力,杀了他们许多人。虽然阿里认为埃及是他的家族领地而非公家的托管地,但是他也知道为了应付外国的竞争,必须推动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因而他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制定了一个方案,减少为国内生计而生产的谷物,增加可以输出的外销作物—长绒棉花。他也设法兴建工业,提高他的军力,并成立了一支由农民中征召士兵组成的军队,以之取代他不可靠的阿尔巴尼亚分遣队。在这样做时,他得到了欧洲第一批“技术统治论者”—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圣西门学派—的协助。苏伊士运河便是在圣西门学派的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Marie de Lesseps)指导下修建的,并于 1869 年竣工。为了创造种棉所需的水利基础设施,他也抽调大量的农民修建灌溉工程和运河。
在阿里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之下,农民种植生计作物的自主权大为缩减,以便他们听命递交棉花和做强迫性的劳动服务。农民的土地也被划归大地主,以增加棉花的生产。当然,皇室本身也是大地主之一。1818—1844 年,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由全部土地面积的 85%—90%,减少到 56%。这个喜好开发的政权所举的外债,使政府要求更多的贡赋,而这又使埃及愈来愈着重在大地产上以劳工生产棉花,也使佃农和小地主努力生产棉花,以便缴纳得起税收。在这个过程中,村落的头人也得势了。他们既是农民与政府的中间人,也是放贷者。其结果是他们的财产增加了。日增的内部不安状态和反叛,再加上政府愈来愈无力偿还外债,终于引起外国入侵并平定了一次排外的军事叛乱。1882 年,英国接管埃及。英国人加强了在大地产上种植棉花的模式,而造成了一些在 20 世纪折磨埃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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