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

这个新纺织工业的中心是孟买。孟买最初是 7 个小岛中的一个居留地，以当地渔夫所崇拜的一个女神为名。1665 年，它让渡给英国皇室。虽然孟买这个贸易港的重要性，与苏拉特及布罗奇（Broach）这两个与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的终点相比较，黯然失色，但是在来自第乌和苏拉特的商人来此定居和印度拜火教徒的拓殖地日益成长以后，孟买的商业重要性旋即增加。这些人是信奉拜火教的工匠、商人和造船者，最初来自伊朗。他们不久便在与东方的利润优厚的贸易中扩大了份额。在 19 世纪第二个 10 年，孟买的人口由最初的一万名居民增加到 16 万至 18 万名居民（Morris，1965；Rowe，1973）。

到了 1800 年，孟买已成为印度西部的一个大港埠。它将鸦片和生棉外销到中国，又进口糖和金属制品。到了 19 世纪中叶，它已是英国制造品在亚洲主要的分发点，以及转运短纤维生棉到欧洲的首要货物集散地。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有了铁路，孟买成为转运古吉拉特和那格浦尔（Nagpur）棉花的重要中心。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由于美国不再供应英国棉花，印度棉花的外销出人意料地盛极一时。

也是在 19 世纪中叶，孟买成为印度棉纺织品工业的中心。第一家工厂使用英国技术和印度资金，出资者大部分是印度拜火教徒。它在 1856 年投入生产。最初各工厂只生产纱线，但不久也织棉布。到了 1900 年，工厂已有 86 家之多。工厂中的劳工也相对地由 1865 年的 6600 人，增加到 1900 年的 8 万人，其中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妇女。

虽然这些工厂在开办时用了很多印度资金，但是经营控制权却掌握在经营代理人之手。经营代理人一开始往往是商人。他们在股份公司中有重要的股份，并担任好几个不同企业的连锁董事。他们在印度用以支付外国进口货资源的开发中，起着不可或缺和投机的作用。棉纺织业只是这些行当中的一个，往往被视为为了这些代理人所营其他事业“挤乳求利的乳牛”（Morris，1965：34）。

各工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最初都是英国人，但不久也征召印度人担任。工厂组织中关键性的人物，是负责征召和监督非技术性工人的工头。他有很大的权力。在由排在工厂门口等待挑选的新劳工中挑选工人时，他可以挑自己的亲戚或来自他的村子或区域的种姓成员，除非是给予他报酬或佣金，其他人是进不了工厂的。由于他负责维持工作纪律，他可以让什么人留下什么人走路，这又是一个赚钱的办法，而且往往造成工厂经常换工人的现象。同时他又借钱给工人取息，又把有兴趣的商人的货物卖给工人，而由商人处拿佣金。从技术上来说，他虽然不是劳务承包商，但是通过与他随从的私人关系，他在组织劳工市场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猜想，他往往优先录用他自己的世系群或种姓分支的成员。

工厂中的工人的职业不因其种姓而专门化。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占全部劳工不到 10% 的贱民，通常被派担任最低贱的工作。织布是发展最快、待遇最好的部门，可是贱民被禁止织布，借口是如果他们在换纬线的线轴时将纱线吸入梭子中，便会玷污地位较他们优越的工人（Morris，1965：79）。

19 世纪，孟买工厂中大多数的劳工都来自 100 到 200 英里之外的地方，来自孟买南面和东面的康坎地区和德干高原。20 世纪，由北方 750 英里以外的北方邦来的移民劳工显著增加。20 世纪中叶研究这种北方移民的罗威廉，说他们最初是由穆斯林中梳理棉纱和织布的种姓征召而来（1973：222）。他们按照自己的起源地和种姓在孟买定居下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样的群落由血亲组成，但也有来自同一种姓的姻亲。使用“村落兄弟”一词的拟亲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群落的团结。群落也有头人。他们熟悉孟买城，在群落以内是权威人士，对外又代表群落。同时，有较高种姓地位的群落，拥有更广泛的亲属关系，并且利用这样的关系找待遇好的理想工作。

印度的纺织品生产，其市场大都在亚洲。它是日渐成长中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工业繁殖的一个早期例子。虽然孟买的纺织业受制于英国的进口税、消费税，以及资本由印度输出，但它仍是以本地资本为主的一个经济领域。纵然生产最初有扩张，可是它的成长率在 1890 年以后却开始波动，并在较低的层次稳定下来。印度的纺织外销品主要是纱线，由 19 世纪末的最高点到 20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其价值几乎减少了一半。这种衰退是由于外国的竞争，其日本和中国的市场均为日本夺去，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便创建了自身的纺织工业。之后，印度的纺织业改为替国内的市场生产布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进口日本的纱线（Saini，1971）。

在印度境内，纺织工业的发展又影响到它所在的地区。前面已经提到，它导致印度纺织工人这个劳工阶级的兴起。它也刺激印度棉花种植英亩数的增加，尤以在孟买－信德（Bombay－Sind）、贝拉尔（Berar）和海得拉巴为然（Guha，1973）。而孟买的代理人则扩大贷款，取得棉花收成。当棉花田面积不够时，其他的英国属地便成为棉花的来源地，比如乌干达。1900 年签署的“乌干达协议”（Uganda Agreement），将世系群和氏族的土地转化为可继承的终身自由保有的不动产。其结果是大部分的土地被一个由大约 1000 名酋长和显贵所组成的阶级垄断。他们任用自己的族人为佃农，种植棉花（Mair，1934；Apter，1961：122—123）。

因此，在印度大部分的手织工匠在早期遭遇政治与经济的冲击之后，大英帝国的扩张和贸易，尤其是与东方的贸易，又促成在其自身的供应和劳力基础之上的印度机器纺织工业，做第二次成长。即使这种工业成长并不持久，它却是边缘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早期事例。这个过程在 20 世纪大为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