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扩张

但是，资本主义不停向其本身的边界以外扩张，这种动力是哪儿来的呢？马克思的答案是：资本不断累积，加上通过在工艺技术上的投资而出现的不断上升的生产力层次，造成了奇怪和矛盾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资本所购买的两个因素，是生产的手段与劳动力。随着工艺技术投入的增加，投资在生产手段上的资本的比例便增加，而投资在劳力上的资本比例便减少。在资本主义的情形下，“盈余”是除了需要赚到其工资的时间以外，劳动力在它操作生产手段的时间中，所生产的价值。因此，增加用于工艺技术投入的资本量，便相对减少在整个资本进量中投资于劳动力的资本。事实上，虽然盈余量可能增加，但是盈余的生产率却会减少，因而所得的获利率也会减少（Sweezy，1942：69）。马克思在这个不平衡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矛盾。为了竞争，必须不断投资于生产手段，但是这种成长却会威胁获利率的提高。当获利率降低到某个临界点以下时，危机便会发生。

危机的后果是什么？马克思强调，后果之一是资本不再有生产力，甚至会毁灭。工厂倒闭，建立在未来生产基础之上的贷记会崩溃，资本也将贬值。同时，日益严重的失业使工资下跌。然而，这种双向运动又使这个周期重新开始。投资在生产手段上的资本，在危机中会贬值，劳动力也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因此，投资在生产手段上的资本与投资在劳力上的资本的比率，现在与危机以前的这个比率正好相反。在过去，工厂对劳力比率的增加造成利润的下跌。现在，劳力对工厂比率的增加会再度造成利润的上升，而扩张重新开始。这个模型不应被视为在特殊危机中实际发生事情的原因，而应该是想要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结构上固有不平衡的企图。这样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永远不稳定。

马克思本人注意到了另一个造成危机的原因，但不曾加以解决。问题的所在是在于当生产的东西太多，市价过低，而利润减少或消失时，如何获得盈余。这种“获利危机”，不是由于利润率下降的固有趋势，而是由于资本家因为消费者不能充分吸收生产的商品，不能获得利润（Sweezy，1942：Chap.X）。引起这个危机的，或是由于资本家因彼此竞争而生产出了比事实上能卖出的多得多的商品，或是由于消费者没有充足的购买能力。

马克思一派的学者，运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的某一方面，去解释资本主义扩张越过一个单一政治体系界限的趋势。马克思只是略微触及这个问题，他没有谈到帝国主义，但是谈到了对外贸易。事实上，虽然帝国主义这个词在 19 世纪 50 年代已经有人使用，但是他在著作中却没有使用这个词。他感兴趣的主要是使用英国的情形为基础去建立一个抽象的模型，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运动律”。然而，他的若干接班人，尤其是列宁和卢森堡，注意的却主要是要解释帝国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写于 1916 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Accumulation of Capital）写成于 1913 年。

列宁援引英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著作。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发表于 1902 年。他对于帝国主义发展的解释，是说虽然资本家手上往往累积有资本，但是国内的市场却不足以吸收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因而资本家向国外寻找投资新机会。霍布森认为，在许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军事竞争的背后，是资本家的经济竞争；他们想要寻找机会输出和投资资本。然而，虽然霍布森写作《帝国主义研究》的目的，是主张创造更大的购买力和创造由国内购买力所支持的市场，但是列宁却扩大了霍布森的分析，说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可逆转变体，而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阶段。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超越个别厂商间竞争的情形而进入另一个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金融与工业资本的巨大联合企业，将生产与资本的累积集中在金融寡头之手，由他们主宰整个经济。这些巨大的联合企业因为拥有的资本太多，在生产上找不到出路，于是找寻国外的投资机会。而在外国的投资又需要相应地延伸政治的控制，因而这些巨大的联合企业着手将世界分割为许多势力范围。在分割完了以后，他们挑拨起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列宁的主张，因而把垄断性的资本主义、输出资本的需要、在政治上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及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爆发，在一条累积性因果关系的链条中联结起来。

在列宁的著作发表之后，有人曾经指出这个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一些环节，其作用是在特殊情形下的伴随特征，而非连续和不可避免的阶段。第一，列宁或许高估了他写作时垄断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在 1900 年的大不列颠，重要的资本－工业联合企业并不多。在德国，银行很早便控制了工业，一直到 20 世纪初年大托拉斯才兴起。在美国，20 世纪早年的合并运动，引起更多而非更少的竞争（Kolko，1963）。因此，巨大的联合企业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同时以同样方式成长，其成长也没有造成相同的结果。

第二，英国大部分的资本，不是输出到其殖民地，而是输出到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阿根廷和英国的属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印度接收了大约五分之一的输出资本。非洲公司主要是从小认股人得到经费，而非由大银行（Cairncross，1953）。即使是在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有重新投资在已经存在的累积中心的趋向，而非开拓新投资的边疆区域。

第三，贸易与国旗的关系，在世界许多地方比列宁的分析所示更为间接。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对于大英帝国体系诚然是非常重要的，而英国也确曾于 1882 年在埃及干预以保护去亚洲的苏伊士运河的生命线。然而，英国在非洲和马来亚的干预，往往却是欧洲海外商人之间，以及互相竞争的地方权贵之间冲突的结果（这种地方上的冲突，也掺杂了欧洲人的因素：互相敌对的欧洲国家，伺机利用地方上的冲突为自己图利）。事实上，英国甚至没有怎么想在拉丁美洲成立殖民统治。夺取伯利兹 （Belize），即英属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是一个例外。英国也很快放弃夺取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计划。不过在资本主义扩张的策略中，出兵干预及夺取往往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伴随地方上的特殊行动而发生。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曾经强调融合非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困难。这样的同步化需要一个媒介者或合作者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些合作者本身之间因冲突而决裂，或无法掌握必要的调停功能，则使用资本主义方式的人便不容易办事。罗宾逊认为宗主国的接管，是因为以前在欧洲政治以外的各种合作机制曾经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和保护，而现在这些机制却瓦解了（1972：132）。

可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的社会结构也不稳定，不过不稳定的方式或许不一样。譬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大战争的起因，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而是由于垄断性工业与以战士传统为特色的过时国家机器结合的结果。虽然他关于资本主义方式的非战主义说法也许不对，但是他的判断的确指出了一个可能性，那便是一个与以前非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