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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建造了一个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模型,但我们不确知他有没有想到各地都会建造相同的模型。在《资本论》中(Ⅲ,1967:792),他说由于无数不同的实际情形、自然环境、民族关系、外在的历史影响等,同样的经济基础会在外观上有无限的变异性和层次性。他也认识到大量农民的存在可能抑制资本主义方式的充分发展(Cap.Ⅲ,1967:196;the original Ch.6 of Cap.I,quoted in Mandel,1978:45)。1881 年,马克思在写给维拉·查苏利奇 (Vera Zasulich)的信中说:他“对于资本主义方式的分析,明确限于西欧的国家”(尤其参看这封信的手稿〔Marx,1942:298—302〕)。有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埋首于民族学和农业历史的文献之中。
列宁和卢森堡都想用马克思的纯粹模型来分析由 1873—1894 年大萧条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方式全球性的传播与影响。列宁的焦点是资本输出的需要,卢森堡的焦点是国内市场的缺陷。然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在于说明驱策资本主义方式由其发源点向全球其他地区扩张的“移动律”。他们集中注意力于资本主义向外吐出资金与商品的中心,也想象其效果在各处基本上相似,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均质的活动范围。
俄国革命在 1917 年爆发(以及德国随后模仿俄国革命的失败),说明马克思所谓的“外观上的无限变异性和层次性”,对于这个假设的制度在历史实情上作用的方式,有很重要的影响。当列宁描写俄国为资本主义主宰锁链上“最弱”的一环时,他含蓄地提出是什么使一个环节较强或较弱的问题。托洛茨基(Trotsky)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种可变性是由“不平衡和合并的发展”所造成。所谓的“不平衡”,是因为资本主义遭遇过去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许多极端情形。所谓的“合并”,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渗透这些不平衡的情形时,必须与它们合并。这个答案承认从前存在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有一些影响力,而且资本主义作用的方式有赖于这个影响力。可是托洛茨基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在其“移动律”上是一致的,因而在其效用上也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资本主义方式不仅通过它与其他方式合并,也在其本身作用的过程中造成了变异性与多样性,那又如何呢?
我们可以区别好几种变异的原因。有的是起于这个方式本身。所有的资本家都知道,为了追求较大的利润,必须不断投资于新的工艺技术,以便将其生产的手段尽量扩大。然而,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能做出同样的回应。在资本累积上升曲线的每一个点上,有的资本愈积愈多,有的则落在后面。有些资本的持有人徐缓推进,而有的原地不动,有的则后退或被淘汰出局。胜利者将失败者的筹码兑换为现金:
利润层次的差异,是由于许多资本间的竞争,以及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所有公司、分公司和地区遭受的无情惩罚。落后者必须将“自己”的部分盈余让给领先者。除了不断产生落后的公司、分公司、地区和区域以外,这个过程还能是什么?(Mandel,1978:85)
因此,在每一点上资本主义方式都滋生区别,有的资本总量使用资本在生产手段上较之使用资本在劳力上多得多,有的则相反。而这种区别又反过来影响资本单位与若干事项(经费的来源、技术投入、市场、获得劳力的方法,以及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力)间的关系。
造成变异性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主义方式表现出经济活动反复上扬与下沉的趋势,以及资本轮替累积与减少的趋势。根据马克思的模型,这些起伏是由于模型本身的矛盾。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1978)一书中,欧内斯特·曼德尔在资本主义方式的发展中,分辨出 7 个“长波”,由 18 世纪最后 10 年到越战的时候。每一波与前一波的分野,是获利率的改变,而利润的改变又是因为投资在生产手段与投资在劳力上比率的变化而产生。当把资本投资在新奇的工艺技术时,每一次投资在工厂上的比投资在劳力上的资本多,便会促进获利率。这种情形不断发生:在以工匠研制的机器取代手工业的工业化初期(1793—1825 年),在使用机械机器和铁路修筑兴旺的 1848—1873 年,在使用电动机器和内燃机的 1894—1913 年,以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 1966 年,都是如此。在上述最后一个时期,资本大量投资战争工业,又创造了战后的各种电子工业。
每一个获利率加速上升的阶段必然伴随有一个减速阶段。因此,在工业革命的情况好转阶段之后的便是 1826—1847 年的不景气时期,由于工业产品的市场萎缩,出现“变现危机”。1848—1873 年机械机器与大规模铁路修建的太平时期,让位于 1873—1894 年的大萧条。在这个下降趋势中,资本输出日益成长,又设法减少原料的成本。在政治上,它表现为互相敌对的欧洲国家在国外激烈竞争势力范围与原料。1894—1913 年的繁荣时期,收获了前一时期资本输出和加强了的原料生产的善果,并且劳力的生产率通过新工艺技术的引入而陡然增加。然而,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后的经济与政治分裂(1914—1939 年),繁荣也随之而终结。只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后的工艺技术革命,这个制度才由不景气中被搭救出来,而开启一个新的利润率提升阶段。
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化,说明资本主义方式的影响,在各个阶段都不一样。这个方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条件,因而它对世界不同地区的需求也不一样。
变异的另一个原因是若干先资本主义的商业财富模式,有时在资本主义下面也得以存活。从历史上和发展上来说,用来赚钱的钱在生产中有了资本的功能以后,便成为资本。就这点而言,资本是商业财富储备的衍生。可是在改变其功能时,作为资本的钱,达成了用来赚钱的钱以前所不能达成的任务:它能影响和控制具体表现在商品上的社会劳动力的量和质。
商业活动以贱买贵卖牟利,一般被称为非等值和不平等的交易。为了这个目的,商人以好几种方式取得货物。在皮毛贸易中,商人预付像枪支和毯子这样的贵重货品,而取得皮毛。在香料贸易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欧洲货或在印度制成的精美布料,交易当地大地主所收到的贡物—香料。在奴隶所生产的蔗糖的例子中,商人借出奴隶和加工设备等生产手段以及预付欧洲商品,而由种植园主处取得蔗糖。在上述各种情形下,商人都是用钱和以钱购买的货物,而对生产有留置权,但是他们却置身于生产过程的本身之外。他们将自己交易的渠道安放在其他使用社会劳动力的方式中,混合使用暴力与销售手段去取得合作与顺从。然而,合作与顺从是不稳定的。当地方上的盟友提出更多要求,转而去和竞争者做生意,或拒绝继续合作时,这种关系便得重新协商。商人永远依靠他自己的政府替他说话。他同时也不得不迎合他的贸易伙伴,以便继续维持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交易。
随着资本主义方式在英格兰及其边界地区的建立,工业资本控制了国内的商品生产。它因此把商业流通在国内的终端放置在一个新的生产基础之上。当资本主义的方式散布到其他地区时,它又影响到商人作业的国外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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