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国家

造成资本主义方式内部变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政治独立的不同国家。要了解资本主义方式的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先和贝·波洛乔夫（Ber Borochov）一样发问：


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是国际性的，它打破了部落与民族间的所有界限，并将所有传统连根拔起；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成为加剧国际争斗和提高民族自觉意识的工具。这是为什么？（1937：160）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说资本主义方式的国家，是为了维持和促进各种“主宰社会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配置”的重要关系而设的机构。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一个阶级支配另一个阶级。可是在每个国家中，这个职能的运用都有不同，而结果也不一样。

这个情形是有历史原因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下子便支配一切的。它形成于较古老的贡赋制方式，而且只是断断续续和逐渐占领较广大的社会领域。每一群新的资本家，都遭遇根植在各种贡赋安排中的其他先已存在的阶级。每一个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工人阶级的背景都不一样，其工人阶级发展的速度与强度也不一样。阶级“混合”的可变性，又因资本家阶级取得支配权的各种不同方式而扩大。英国工业家在其权力的上升过程中，与“改良的地主”联合起来。在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大企业的首脑以“钢铁与面包协定”和易北河东岸的农场主（或称容克）联合起来。在美国，由谁主宰国家的问题，终于引起美利坚合众国（Union）与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cy）之间的战争，最后南方所代表的阶级力量战败。

一旦这些内部的战争平息下来，阶级支配的问题便有了政治上的形式—在阶级统治的体制以内，“谁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这样的政治活动在每个国家又都不一样。首先，资本主义下的政治活动涉及资本家阶级本身各部分之间的冲突。虽然所有的资本家都对阶级支配有共同的兴趣，但是个别的资本家群体事实上为短期的利害关系所驱策，互相争执。这些冲突甚至可以发展到威胁国家的程度。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部分又与其他阶级的部分联合起来，包括发展中的工人阶级的部分。由于所有这些阶级的特色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不一样，阶级以内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和联合的性质也不一样。这种变异性在经年累月以后，逐渐形成了国家机器的形式与功能。

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个变异原因，是由于每一个资本家群体在国外累积资本的方式。欧洲商人较早在国外扩张，在世界各地区曾经创造了具有商业影响力的网络。在有些扩张中，资本家的群体可以利用这些商业网络，并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累积资本的资源。再者，每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一个地区以后，它也更改了日后的竞争者进入这个地区的谈判条件。因此，英国在最初突破进入资本主义方式以后，也得以利用英国商人所创造的商业网络，在取得市场和原料方面得到关键性的好处，并且不许日后的竞争对手，如法国和德国，得到这些好处。

英国的成功，又改变了其竞争对手的政治发展方向。英国霸权性的扩张，以其资本家阶级唤醒所有与它竞争的民族国家的团结。这样的团结，又想以加强国家势力的办法，改进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对其本身“生产条件”的控制。它们采用支持资本主义扩张的政策，以求保护初生的工业对抗英国的竞争，适应国家的需要，发展交通与运输的基本设备，成立集中的投资与银行业，创造劳工纪律与官办教育的国家制度，发展作战的潜能。虽然英国以“廉价的”政府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仍然可以将许多支配的职能委托给地方上掌权的人，但是后起的竞争者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人后，必须建设强大和昂贵的政府。

不论是廉价还是昂贵，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经费去支付政府的各种服务。筹措经费的方法通常是收税，或者由国家出面贷款，而后用税收清偿贷款。收税的办法是扣工资，或把盈余价值由资本家转给政府。不同的国家扣税和转移的办法不一样，也对其公民造成不同的影响。然而，它们都能累积一笔“间接剩余价值”的经费（O’Connor，1974：39—42），由政府机构管理。这笔经费可用于促进进一步的工业发展，尤其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嘉惠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而非其他部分。或者它可以用在社会服务和各种支持物价的方案上，嘉惠某些阶级和阶级的部分。于是阶级支配的问题又转化为政治活动。因“谁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而起冲突的结果，又加深资本主义国家的分化。虽然我们在此所谈的主要是 19 世纪世界国家体系在资本主义下的初步发展，但是也不妨指出：这些基于间接剩余价值累积的国家职能，在不景气、社会动乱和战争的影响下，在 20 世纪大为扩展，尤其在 1930 年以后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