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

在 19 世纪，鸦片这种作物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前面已经提到过，它在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中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竭力想阻止国内的鸦片生产和由外面进口这种“洋烟土”，但没有效果。1729 年，中国下令禁止吸食鸦片烟；1800 年，又有一道敕令禁止吸食、种植和进口鸦片。然而，这道敕令反而刺激了鸦片的走私以及四川省和云南省的鸦片生产。最后，由于中国在 1839—1842 年中英鸦片战争中战败，印度的鸦片无限制地输入到中国。1858 年，中国签署了一份协议，对进口的鸦片征收少量的关税。此举说明中国政府承认已无法控制这种由英国所主持的贸易。同时，1860 年以后中国境内的鸦片生产大量增加，成为外国产品的劲敌。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四川省每年收获的生鸦片估计在一万吨，云南省也开始外销鸦片到东南亚。

鸦片的生产与走私，成为住在中国边界与东南亚低地之间山民的主要经济基础。其中有些人是自 17 世纪后期起逐渐迁出中国的苗族和瑶族。他们现在自己也开始种植罂粟花。在 19 世纪 90 年代，泰国和缅甸东北部也种植鸦片，一位英国观察家说那儿数英里的山坡上开满了罂粟花（J. Scott，引自 McCoy，1972：65）。对于东南亚大部分的山地民族（苗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等）而言，鸦片自此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

由于云南品种的罂粟花在 3000 英尺以上的地方长得最好，于是它们往往是被种在旱稻砍烧田以上的高地，或者它们是在砍烧田上与每年种植一次的玉蜀黍轮种，由于砍烧田的生产力渐弱，因而每 5 年便需搬到另一个地方。为了与其他群体争夺适宜的地盘，人们援引广泛的亲属关系与其同族群的支持。

图 11-10　东南亚的罂粟种植地带

生产鸦片需要花费很多劳力，不仅要开辟土地，罂粟花田也必须不断除草和除去部分作物，使之疏松。一旦花瓣掉落，人们便必须汲取裸露出来的果实，必须仔细斫割果实让树脂状沉淀物流出来，而后又必须将凝结的沉淀物刮下来包装好。当然，这份工作又必须与种植大米、玉蜀黍或蔬菜的其他工作同步进行。这种对劳力的高度需求通常由家庭成员及应该为娶妻而服务的女婿来满足。家户之间彼此也交换劳力，有时也雇用劳工做除汲取树脂的细活以外的工作。这些受雇的劳工往往是其他民族群体中的“瘾君子”，他们得到的工资的一部分就是鸦片，以供他们自己使用。于是鸦片生产的成功有赖于一个人吸引足够劳力的能力，而且一个人可以因为有许多子女和女婿而受益。而养育众多的子女和得到许多女婿，关键又在于能够操纵婚姻市场和聘礼的流动。种植罂粟花与扩大亲属关系的成功，使一个人有了政治上的影响力。他通过家庭和世系神灵的名义而大摆宴席，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鸦片在山居民族的生活中成为关键性的经济因素，这可以从缅甸东北部山区的克钦族（Kachin）的情况中看出来。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54）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使克钦族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十分重要。利奇是最先超越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所倡导的静态结构主义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之一。他描写克钦族的社会结构，为摇摆于酋长－追随者的等级组织模型（gumsa）与平等的组织模型（gumlao）间的一个可反转的过程。克钦族的等级组织模型，近似于谷地掸人（valley Shan）的神权政治王权。可是它先天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它缺乏在低地灌溉农业中的经济基础，以及在神权政治中的政治基础。相反，在它所锚定其间的体系中，父系世系群分为两类：嫁女的与娶妻的。由于兄弟往往竞争同一酋长职，女婿往往又不同意将其娶妻服务转化为更永久和强制的依靠形式，这个体系不断地有分裂的危险。因此，“gumsa”等级组织天生便容易崩溃，引起分裂，也促成按照更平等的方式组成的新群体。可是，当想成为谷地掸人式酋长的人开始扩大其“食腿肉的酋长”的角色时，平等型又变成支配型。

弗里德曼（Friedman，1975）曾经质疑认为克钦族分化的原因在于其社会组织固有矛盾的说法。弗里德曼提出了另一个模型。他说平等型反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特征的结合。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的赢利日减，将贵重聘礼给嫁女者的群体负债累累，遂以分裂解决这种困境。相反，如果能够将贵重物品转变为祭亡灵的功德宴，某些克钦族的分支便可得到更多的妻子与追随者，因而更有声望和影响力。

然而，当把支配型和平等型放在一个较广大的历史网络中去看时，我们便可看出平等型的叛变，代表历史上对 19 世纪后期影响克钦山地的变化所做出的晚近反应，而不是支配型身份竞争与要求姻亲劳役的恒定结果。

纽金特（Nugent，1980）有一篇文章分析了这段历史。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以前，克钦族的酋长都是支配型。他们使用奴隶种植鸦片，并且控制了琥珀、蛇纹石和玉的矿产。自 18 世纪早期以来，中国的玉大致都是来自这个地区（Leach，1954：290）。尤其是，他们对中缅之间广泛而利润优厚的中国载运业征收通行税。在 19 世纪后期，这些通行税的收入构成了主要的支配型酋长的权力来源（Leach，1954：237）。进入阿萨姆的英国人、想要抑制英国人前进的缅甸人，以及在云南省与缅甸间经营商队的中国商人，都想与支配型酋长结盟。因此，想要模仿掸人的神权政治王权的克钦酋长，就必须能够控制奴隶劳力、贸易和在这个地区互相竞争的政治势力所供应的武器。

在 19 世纪下半叶，这种有利的情势愈来愈不保了。云南省的起义与掸人对分崩离析的缅甸国的反叛，使中缅间的运输业衰落。英国干预缅甸事务，在 1852 年导致下缅甸被合并，并在 1886 年攻占了上缅甸，而对掸人和克钦族的平定战争一直打到了 1891 年。除了在密支那（Myitkyina）以北的三角地带以外，英国的统治严重缩减了克钦族支配型酋长的势力（这个三角地带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被平定）。克钦支配型酋长的领地被分裂；在其本身酋长统治下的每一个村落，都被视为一个个别的政治实体；奴隶被解放；酋长被限制插足鸦片生产。英国人不允许酋长再收过路商队的通行税，也就是他们在 19 世纪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也不许向邻近的掸人群落收取贡赋。中缅边界贸易的干涸最初使“食腿肉的酋长”的势力日渐衰微。之后，英国人强制减少酋长的权力，终使他们式微。当支配型酋长衰微时，平等型的反叛开始出现。因而，这些反叛主要是对酋长软弱的反应，而非对酋长势力日增的反应。

再者，反叛是在鸦片生产的背景下发生的。马兰·拉·罗（Maran La Raw）曾经说，“平等型偏离克钦族传统和本来的理想模型，与其日渐依赖高地罂粟花（经济作物）的耕种在时空上相合，而不再从事高地稻米的生计农业”（1967，I：138—139；Leach，1954：26）。在种植鸦片时，克钦人也是在筹钱，因为对于山区的人口来说，鸦片自来便是随时随地可以使用的货币。它甚至在操纵取得身份与势力很重要的聘礼上，也有作用。利奇曾经提到过一个例子：一个通过经营鸦片买卖而致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