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市场

在 19 世纪，工业化与农业中大规模经济作物的引入加速进行。在资本流向新的有利地区和进入新的活动范围以后，它将机器聚集为愈来愈大的集合体，并将愈来愈多的新劳动群众引入日渐成长的工业队伍中。由人而非机器决定工作速度的生产（Landes，1969：121），愈来愈让位于由机器决定工作速度的生产。政治经济被重新塑造，社会关系破碎又被重新组织，人们则由供应的地区搬到需求的地区。

许多指数说明生产额的增加，并反映对工业劳力日增的需求。自 18 世纪下半叶工业化的开始起，世界上的蒸汽动力在 1850 年估计达到 400 万马力，而在仅仅 20 年后达到了 1850 万马力。煤的生产对于工业主义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1800 年，它的产量为每年 1500 万吨，1860 年为 1.32 亿吨，1900 年为 7.01 亿吨。世界上含铁矿物的生产，由 1820 年的 100 万公吨，上升到 1910 年的 6500 万公吨。由煤、褐煤、石油、天然汽油、天然气和水力所生产的无生命能量，1860 年达 11 亿“兆瓦时”，1900 年达 61 亿，1950 年达 210 亿（Cipolla，1962：48，49，51；Woodruff，1971：9）。铁路轨道由 1831 年的 332 千米，增加到 1876 年的 30 多万千米。汽船的吨数由 1831 年的 3.2 万吨，增加到 1876 年的 330 万吨（Hobsbawm，1975：310）。世界各地的港口堆满了种植园的产品，等待装船运往欧洲和美洲。

生产单位的规模增加，加速了对劳力的需求。在 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兰开夏郡普通的纺织厂雇用 100—200 个劳工。但是 1851 年在奥尔德姆（Oldham），三分之一的纺织工人已受雇于有不止 250 个劳工的工厂（Chapman，1972：26；Foster，1974：91）。到了 1841 年，半数以上的奥尔德姆矿工，都是在雇用有不止 200 个工人的矿场上工作。更大的工人群体也早早出现了，而且后来愈来愈普遍。因此，1815—1816 年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雇用了 1600—1700 个工人（Chapman，1972：32）。1849 年，英国最大的制铁工厂（在新道莱斯〔New Dowlais〕）有 7000 多名工人（Landes，1969：121）。1848 年，埃森（Essen）的克虏伯工厂（Krupp Works）只有 72 个工人，但是到了 1873 年已有近 1.2 万人。在法国的勒克勒索（Le Creusot），1870 年施奈德公司雇用了 1.25 万名工人，占城里面一半的人口（Hobsbawm，1975：213）。同样地，种植园农业也需要劳工。在秘鲁沿海的一个种植园集结了约 2000 名劳工，而爪哇的种植园也有好几千名劳工。

资本主义方式开创的新劳工制度，在抓住机遇和满足发展要求方面赋予资本主义企业家极大的灵活性。在以亲属原则组织的生产方式中，人们不能雇用或解雇亲属。在贡赋性的生产方式中，大地主必须用武力或其他相当的办法，去增加或减少他所管辖生产者的人数。甚至，奴隶主操纵其劳力供应的能力也有限制，因为他必须保护他在奴隶上的投资，在他们不工作的时候也必须养活他们。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家，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而雇用和解雇劳工或改变其工资。利润率的变更可以导致供应和劳力报酬上的变化，因而也导致劳工市场规模与性质的变化。资本累积的增强开启劳工市场新的部分，或扩大旧的部分。资本累积减缓会减少工作机会，或者将工作机会转移到劳力成本较低的区域。当资本累积发生变化时，它在对劳力的需求上所造成的改变，又更改不同工人阶级出现和稳定化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之下，企业家也可以改变使用劳力与机器的比例。他可以召集更多的劳工去操作现有的机器，或削减其工资经费，以机器替代人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地求取资金累积的过程中，在历史上往往增加投资在工厂和原料上的资本，而减少花在劳力上的资本。使用机器以扩大生产规模的工业单位，在减少每个生产单位的劳力成本时，往往想以较高的劳力对工厂的比率去取代工业单位。不过这个趋势在时间上并非呈直线性发展，而是在任何时候也非普遍的。在任何时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各种不同的工业、工业分支和各工业内的企业单位，其资本的配合比很不一样。因而，倚重机器和原料甚于倚重劳力的工业单位，将永远与倚重劳力的工业单位共存和对抗。

特殊的情形事实上可能有利于高劳力、低机器的配合比。例如，无技巧和低工资的妇女和儿童，在有充分水力供应的工厂中使用较古老的阿克赖特滚轴纺纱技术时，一度可以与生产力比较高的骡机竞争（Chapman，1972：20—21）。欧洲大陆纺织业制造者对机器的反应虽然比较迟缓，但也可以与英国竞争（Landes，1969：Chap.3）。有时候，那些以较高的机器对劳力的比率工作的企业家，如果将工作过程中的几个阶段交由比率较低的工厂去做，也许是有效率和有利润的。为了降低每一产量单位的生产成本而增加工厂和公司的规模是可以的，但可能在增加到某一临界点上时，其单位生产的成本便不再改变，甚至可能上升。这些临界点不仅是发展的机械过程的结果，也与集中、地点、管理、劳工纪律和需求有密切关系。因而，那些拥有较高的机器对劳力的资本比率的工业，可以引起结构成分较低的工业的兴起。

有不同资本比率的工业单位，其间的变异会影响劳力市场，造成劳力需求在量上与在质上的变异。其结果是劳力市场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和“分化”，而非均质的（Gordon，1972）。在任何时候，拥有较高的设备对劳动力的资本率的那些工业，要求高层次的技巧与正式的或在职的训练，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和身份报酬，希望其劳动力能够稳定。而拥有较低的设备对劳动力的资本率的那些工业，支付较低的工资，不顾身份报酬，不重视技术和训练的要求，并使用不稳定或轮换的劳动力。因而，劳工市场的各个部门，以及回应在这些部门中产生出来的要求的工人，彼此之间划分等级。最上层的是收入与名望均处于顶端的“劳动贵族”。底层是就业情形不稳定的工人，他们的工资也低。这样的等级组织可以描写一个指定了的工业场所的情形。它可以形容与不同工业分支有关的工业区域间的对比。就国际上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大洲，从事不同工业职业的劳动力也分等级。

资本与劳工市场的分布，以及它所造成的劳动力在地方、区域、全国与国际上的变异，绝非固定和稳定的。正如工业企业家的先驱在竞争中可能倒在路边一样，昔日的“劳动贵族”也可以为机器所取代，成为明日劳动力的冗赘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变革的历史，充满技术劳工失去技术的例子（Burawoy，1979；Warner and Low，1947）。同时，位于一个区域的劳动阶级群体，可能因为资本移动到另一个区域，而被丢进半就业和失业的“工业后备部队”中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工厂和资本迁移到美国南部，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