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

当“工人阶级”一词在 1815 年前后出现时，它是个复数词，形容众多的阶级。虽然各处工人阶级的发展都“复制”劳力与资本的一般关系，但是特定的工人阶级的特征仍然很不一样。它们的起源不同，进入劳动大军的点不同、成分不同，与其他群体和社会类别的关系也不同。

起源的不同可以把变动中的资源交由新的工人阶级处理。像法国西南部的卡尔莫（Carmaux）吹玻璃工匠这样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工人阶级职业与同一区域矿工的职业不同。吹玻璃工匠是一个有广泛“国际性”关系的流动技巧工匠团体的后裔。矿工是小农的后裔，有本地的根源，说本地语言，在农闲时候兼职矿工。在失去了土地以后，他们便愈来愈依靠工业采矿，而彼此间在技巧和身份上的差异都消失了（Scott，1974；Trempeˊ，1971）。在德国的工人阶级中，技巧工匠占有很高的百分比。俄国的工人阶级则大半由农民的子女中征召而来（Walker，1971；Moore，1978；Lyashchenko，1949）。有的国家，其工人阶级来自国内。而有一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劳动力主要是由国外输入的各种族群和人群。

征召工人阶级的特殊环境，又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可变性。“旧的”工人阶级与“新的”工人阶级有不同的特征。英国的工人阶级又分为许多的“行业”，并且应征在比较小的工厂中工作。他们所回应的市场需求，与 19 世纪后期的俄国工人阶级（Gordon，1941）、20 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中国工人阶级（Chesneaux，1962），或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罗得西亚铜矿的本巴人（Epstein，1958），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很不一样。

各工人阶级的成分也不一样。征召进入工业化第一个阶段的英国纺织工厂的劳工，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贫穷的学徒。早期新英格兰的工厂工人大部分是未婚的年轻女子。相反，1850 年以后开工的孟买工厂，其劳工大多数是成年的已婚男子。工人阶级在地点、地理范围和支持他们维持生计与繁衍的社会关系能力上，也有不同。在 1850 年前后的英国工业城镇，工人阶级的组成单位是核心或主干家庭。它们应付存活问题的方法是送妇女与儿童出去工作，或是集结为较大的家族团体。在奥尔德姆的纺织业中心，三分之一 11 岁以下儿童的母亲都出去工作，四分之一的儿童本人也出去工作。许多家庭挤在共享的房舍中一起生活（Foster，1974：96—99）。同时，工业城镇的人们又努力与乡下的亲属维持关系，并且着眼于尽量扩大相互的利益（Anderson，1971：999）。与英国的情形相反的是，印度的纺织工人把妻子、儿女留给他们在老家村落的联合家族，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换其他家人去接替他们的工作（Morris，1960）。在其他地方，工人阶级的经历只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譬如，征召到新英格兰纺织工厂做工的，主要是拓垦农民未婚的女儿。她们的工资使其农耕家庭可以留在这个地区，女子在结婚的时候再回到自己的家庭。在南非，生命周期中的这种往返移动被写进了劳工契约。工人由不同的“部落”特居地带来到矿场，而在其契约终结时又被迫回到其“部落”特居地带。因此，永久居留工人阶级的发展受到抑制。在 1879—1918 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中，男性大约比女性多一倍。距离与旅费的因素使得他们不容易回到原居地，因而大部分移民留在了新世界。即使如此，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大约三分之一的新移民，仍旧回到了欧洲（Rosenblum，1973：72—73，126）。

于是，工人阶级的特征不仅是由工资关系决定，也是由亲属关系、地点和社会关系决定。这些因素由其故乡的村落和街镇，一直涵盖到工业地点的新街坊邻居。一个工人与其留在故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未婚妻、妻子和儿女有关系；与新居留地的亲属有关系；与劳工老板、移民经纪人、放贷者、教士有关系；与朋友、邻居、工人同事，以及在寄宿酒店和工会会堂的相识有关系；与教会、丧葬机构和“风筝俱乐部”①有关系。工人阶级不单是在工作的地点形成的。他们是许多伸入较大社会的联系所产生的。这个较广大的关系网络也决定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如特殊工人阶级质疑雇主和政府的能力，组织协会、工会及政党的能力，以及改进其工作与生活情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