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种植园主供应劳力：东印度

在英国、欧洲大陆的西北部，以及南非高地的杂树草原进口劳力，操作其新型的工业机器时，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在寻找新的农业劳力资源。随着奴隶制度被废除，大都是种植甘蔗的种植园农业“老”地区，便失去了奴隶劳力的供应。在加勒比海的某些小岛（如巴巴多斯和圣基茨岛）上，获释的奴隶因为别无选择，只有仍然为其从前的主子工作。但是在像特立尼达和牙买加这样较大的岛屿，以及在大陆上的圭亚那（当时叫德梅拉拉〔Demerara〕）蔗糖殖民地，昔日的奴隶却得以在种植园以外取得土地，而拒绝为旧日的种植园工作。种植园主由于面临毁灭的可能性，开始奋起寻找新的劳力资源。有的时候英国人拦截去巴西的奴隶船，在名义上释放了那些奴隶，而后却把他们送到西印度的蔗糖岛屿（Furtado，1963：135）。

但这些不过是权宜之计。除了替代旧日劳工供应的呼吁以外，不久又有了新的需求，因为商业农业的规模日益扩张，需要愈来愈多的劳力。在旧日种植甘蔗的地区以外，进口劳工有时也有政治上的理由。譬如在马来亚，英国人决定维持马来农民阶级的完整以及他们与村落头人及统治阶级贵族的纳贡关系，因而为了满足种植园对劳力的需要，有组织地由印度引进服务契约劳工，由中国引进契约劳力。

虽然中国劳力主要是用于采矿和建筑工程，但是印度的服务契约佣工却主要是用于种植园，尤其是位于大英帝国以内的种植园。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已有成群的男人担任挑夫或在船上做劳役。到了 18 世纪末，在东南亚的所有港埠都有印度的劳工，雇用期为 2—3 年。可是廷克（Tinker，1974）所谓的“第二次奴隶制度”发展的诱因是 1808 年废止奴隶贸易与对廉价和温顺劳力的突然需要。这个情形尤以在热带产糖的种植园为然。

圭亚那想要印度的劳工。自 1836 年起，牙买加和特立尼达也想要印度劳工（目前，圭亚那人口中有 50% 以上的东印度人，特立尼达是 40% 左右，牙买加是约 2%）。东印度劳力在 1835 年开始进入毛里求斯。到了 1861 年，东印度人构成毛里求斯岛人口的三分之二。1860 年，阿萨姆和不丹的茶叶种植园开始竞争移民。由 1870 年到 19 世纪末，70 万—75 万的劳工应征在那儿工作。斐济群岛在 1879 年开始需求东印度人。今日在那儿的印度人比斐济的本地人更多。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锡兰成为主要的劳动力需求地区。在 80 年代则是缅甸。20 世纪初是马来亚。在 1870 年前后，南非的纳塔尔开始输入东印度契约劳工，让他们在它的甘蔗种植园工作。据廷克估计，“在 1870 年以前的 40 年，100 多万的印度劳工到海外的热带种植园工作，不过这个数目也许高达 200 万”（1974：114—115）。

当英国人最初开始为在比哈尔的靛青种植园和加尔各答征召劳工时，他们十分倚重焦达那格浦尔高原（Chota－Nagpur plateau）的山居人口，如桑塔尔人（Santals）、蒙达人和奥昂人。这些山民在奴隶制度终止以后，随即被派往毛里求斯和圭亚那的服务契约佣工中，也很有分量。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他们参与向阿萨姆和不丹茶叶种植园的迁徙。除了这些山民之外，征召劳力的人也去往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等英属印度诸省。在 19 世纪 40 年代，由于军队中的比哈尔人为奥德的婆罗门和拉杰普特人所取代，比哈尔也成了一个征召劳工的省份。之后，印度南部成为一个主要的征召场所，以至所有海外的印度南方人后来都被称为马拉巴尔人。去往锡兰、缅甸、马来亚和纳塔尔的劳工，大部分说泰米尔语。1945 年，最初来自东印度的人口在缅甸约为 100 万人，在锡兰为 75 万人，在马来亚为 75 万人，在毛里求斯为 30 万人，在斐济为 10 万人，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为 30 万人，在纳塔尔为 10 万人。

为了进行这种服务契约佣工贸易，当时人们曾发明了一个复杂的运送系统。在印度，位于这种交易顶层的是一群副代理人。这些人通常属于中间人的少数分子群体，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印度基督教徒，以及欧亚混血儿。副代理人通常派出一名熟习当地情形的征召人。他或许直接与可能的人选接触，或许通过当地的群体领袖或征召者办事。在南方，这样的群体领袖被称为“Kangani”，这个词源自泰米尔语中的“头人”。到了 19 世纪中叶，一个“Kangani”往往通过忠于他的经纪人而管理一队新征召的劳工。征召是用贷款的办法，应召的人用这笔贷款清偿债务，开一次告别宴，并且买票。在到达地点之前，应召者必须解决一切债务。不幸的是，能不能到达最后的目的地却不可确知。在 19 世纪中叶，去加勒比海的每 6 名乘客中，便几乎有一人在这为期三四个月的旅途中丧生。

在 1830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像马德拉斯省的坦贾武尔（英国人称之为坦焦尔）等地区，均经重新整顿，以适应印度劳工贸易的急切需要（Gough，1978）。在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政府开始修复在征服期间破坏了的灌溉系统。到了 19 世纪中叶，坦贾武尔四分之三的耕地面积都得到了灌溉，转而进行稻米生产。1841—1842 年，灌溉稻米占这个地区出口货物的近 70%，到了 1868—1869 年，占 80% 以上。大部分的大米都是由海路运到锡兰、马来亚和毛里求斯等种植园属地。同时，英国的统治在坦贾武尔的土地保有权和劳力组织方面造成许多大的改变。英国逐渐将土地当作私产分配给村落管理者种姓的个别家户。新的土地拥有者有权与佃户磋商私下的租约，开除不想要的依从者，并随意雇用临时工人，而不必像以前那样与村落的仆人和佃户集体打交道。这样的改变促成居民的大批外移。在 1830—1930 年离开坦贾武尔的 100 万人中，大多数是“不可触摸者”或非婆罗门的农民低等种姓。其中，四分之三是男人，其余是年轻女子。坦贾武尔生产劳力和稻米以为外销之用，实际上成为英国种植园的人力与营养服务站（Gough，197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