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新加坡是中国人劳力迁徙的一大中心。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劳力贸易如何适应亚洲一个主要港埠和商业中心的活动。

新加坡建立于 1819 年，是由英国人得到对这个地区的权利而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居民只是少数的马来和中国渔夫。到了 1900 年，这个城市已有 22.9 万名居民。其中三分之二是华人，其余是马来人。马来人主要来自马来半岛，但是有的远自婆罗洲及菲律宾列岛而来。

周围的人口也大致是马来人。这个人口以贡赋的方式组成，并且分为几个王国。每一个王国的君主都有皇家血统，并且其地位由地域、地区和地方的贵族世系的领袖组成的等级组织所认可。在等级组织的底部是村落，住着马来农民。实物形式的贡物和劳力贡献，由村落通过村落头人和贵族等级组织流向首都。首都往往位于国家主要河流河口附近的重要位置。英国人在统治马来诸邦时，做了一个政治决定，它尽量保存马来的社会秩序，尽可能对它们不做改变，为此而每年收免役税。其结果是，大多数的马来人仍然被锁定在传统社会的体制中，这个社会只是慢慢地在变化（Roff，1967：122）。

可是它还是改变了，并且大致是通过在它腹地所创建的大商业城市的作用。当华人种植园主开始在新加坡岛上种植胡椒和槟榔膏这一类经济作物时，马来的统治者欢迎华人种植园主和农民进一步移民，以便开启可喜的新税收来源。1850 年以后，他们也赞助华人开采锡矿的公司向内陆迁移。不久，新加坡岛后面的马来腹地便成了互相敌对联盟的战场。这些联盟由当地的马来酋长、华人锡矿工，以及资助和供应酋长和矿工的华商组成。斗争所造成的敌对与竞争，逐渐损害了英国人所提倡的间接统治，而使英国人进行直接的干预。

由 1867 年起，新加坡成为英国人统治马来半岛的枢纽。官员是英国人，助理是马来人，书记是华人和泰米尔人。英国人也管理负责经手欧洲贸易的代理商号。与欧洲商人并肩而立的是华商。华商领袖来自有威望的巴巴（Baba）家族②，这些家族彼此有亲属关系。由于他们不是马来人，因而不能担任任何有政治权威的正式职位，但是他们对城市中的人和财却掌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借钱给种植园主和矿工。他们经营劳力贸易，将工人送到霹雳州（Perak）和雪兰莪州（Selangor）的矿场，或送到种植园。他们主宰了控制移民劳工的强大秘密会社，给这些劳工提供保护与协助，以交换他们的效忠和服务（Freedman，1960：33）。而英国人又利用这些秘密会社的首领为“华人的首领”，以控制华人人口。1889 年，由于这些秘密会社本身累积的权势太大，英国人才宣布它们为非法。取代秘密会社的是宗亲会。宗亲会仿照中国的同乡会，它们的功能也是资助和福利。这些宗亲会也是宗教性团体。在新加坡的环境中，它们一方面具体表现秘密会社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也通过灵媒崇拜为个人的需要提供非正统的宗教表达方式。

因而，城市资金主要通过英国人和华人之手流动，而大部分的劳力又由华人供应。在这座城市，马来人被贬为一个小角色。有一部分马来人担任政治上的职位。也有一些是与这个列岛打交道的商人，如由西里伯斯岛（Celebes，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旧称）来的布吉人（Bugis）、由婆罗洲来的迪雅克人（Dyaks）和由苏门答腊来的米南卡保人（Minankabau）。还有一些人是宗教教师和清真寺职员。大多数的马来人都从事待遇不好的职业，如警察、更夫、车夫、仆人、沿街叫卖的小贩，以及在马来人居住的区域开小店铺的人。当种植橡胶树在 20 世纪初成为要事时，这份工作落入印度劳工之手。而新加坡的马来人只能做边缘性或不起眼的工作。乡间的马来农民，虽然其政治权利受到保护，但是却对许许多多的非马来碾米厂商、推销橡胶的经纪人、村落小店主，以及放贷者负债累累，受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