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其他的目的地

马来亚不是中国劳工唯一的目的地。1849—1874 年，9 万多个中国服务契约佣工被送到秘鲁。他们大都取道澳门，去秘鲁取代在肥料厂因工作过度劳累而去世的夏威夷人（Stewart，1951：74）。当美国南北战争过后棉花因为缺乏而需求日增时，有些中国人便奉派前往秘鲁沿海的棉花田工作。另一些人则受雇去修筑铁路。

1852—1875 年，另有 20 万中国人被送往加利福尼亚州（Campbell，1923：33），在那儿种植果树和加工处理水果、淘金和修铁路。在 19 世纪 60 年代，1 万—1.4 万名华工筑成加州的中央太平洋铁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这条铁路到 1885 年连接西海岸与犹他州的东部，因而得以横贯北美大陆。另外 5000 名华工由香港到达维多利亚，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road），开启了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金矿的淘金热潮。

加利福尼亚州华工的流动由商人－经纪人所控制。他们视需要让华工受雇，而又通过秘密会社保持对他们的控制（Dillon，1962；Lee，1965）。这些秘密会社又与所谓的“六大公司”③互相联结，它的得名是由于它在广东省的起源地，又模仿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下所发展出来的区域会社（Ho，1966）。在新加坡，“六大公司”在富有敌意的环境中维护华人的利益。而同时，他们又在美国西海岸控制华人。“太平洋汽船公司”与他们合作，同意不让任何没有清偿债务的人返回中国。在劳工贸易停止以后，“六大公司（后为七大公司）”仍是在美华人群体的政治、教育和福利会社。

人们不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英属哥伦比亚发现了黄金，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黄金（1853 年）。1854 年，澳大利亚黄金矿场有 2000 名华人矿工，1859 年有 4.2 万名。世界上若干其他地区也进入华人劳工贸易。1847 年，古巴订约雇用了 800 名华工，1852 年已有 8000—15 000 名。1856—1867 年，1.9 万名中国人签约离开香港，其中 6630 人去往英属西印度群岛（主要是圭亚那），4991 人去往古巴，2370 人去往印度孟买，1609 人去往荷属圭亚那（Dutch Guiana），1035 人去往塔希提、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屿（Campbell，1923：130，150）。

有些外移的华工在国外契约期满后便回中国，但有一些外移的华人想在国外永久定居。他们前往定居的一个主要地区是东南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东南亚有 1200 多万华人（McEvedy and Jones，1978：166）。早期移居的群体往往是商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贵族阶级，如马六甲的巴巴和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Peranakans）。后来者往往得与先到者争权。

在新家园的华商，常常借助亲属或来自中国同乡者的帮忙，建立可靠的徒众。在就业上，近亲比远亲吃香，远亲比说同一中国方言的人吃香，说同一方言的人比其他华人吃香，华人比非华人吃香（Jeromin，1966：53）。这种建立在亲属或类亲属关系上的徒众，参与许多不同的活动，而其活动的中心事项是在于联系穷乡僻壤的初级生产者与西方的商业企业。华人是活跃的中间人，以至印度尼西亚人开始称他们为“中间族”。华商也汇出款项使商业资本周转更为畅通。“当地农民欠华商的债，商人欠批发商的债，批发商欠进出口公司的债。债务将贸易所有的步骤连接在一起。”（Jeromin，1966：75）无足为奇，这些中间人和信贷功能往往使华商－债权人成为东南亚政治攻击和迫害的目标。他们在东南亚的处境与犹太人在东欧的处境相似。

中国劳工也受到他们进入地区工人的敌视。1882 年，美国在“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压力下通过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劳动骑士团”甚至要将华人逐出洗衣业。在美国西海岸爆发的反华骚动，不仅是加州一地的问题，也是美国初现的种族主义的一部分（Hune，1977：48—50）。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只构成在种族间涉及就业机会分配的一个更大运动的一个阶段。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排华运动。澳大利亚在华人于金矿的工作结束以后便排斥华人。1904 年，有 43 296 名中国契约劳工在南非兰德（Rand）工作，但 1907 年却被遣返（Campbell，192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