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分割

在资本家赞助下在世界各地兴建的工业与种植园的综合结构，其特点是不同社会与文化起源的群体比邻而居。建立于这种综合结构（尤其是种植园属地）上的社会，有时被称为“多元社会”（Furnivall，1939，1942，1948）。这个词旨在说明其内部的分裂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群体。并列在市场上的异类群体，被认为由一个主宰群体运用权力凝聚在一起，而这个主宰群体是人数少的欧洲人。其基本的假设是一旦统治权被取消，这些群体便会互相残杀，因而欧洲人的统治对于控制这种由于庞杂而一定会产生的冲突是必要的。加勒比海地区和东南亚都是这种多元性的显著例子。

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它给了社会和文化异质性在解释上的力量。相反，这种异质性的本身，必须被固定在劳动过程的组织之中。当然，聚集在一起的不同群体，确乎利用不同的文化形式去建立亲属关系、友谊、宗教关系、共同的利益和政治联盟，以便互相竞争，尽量取得资源。但是不由工人阶级中不同的群体如何被引进资本主义累积的过程着眼，我们便不能了解这样的活动。

再者，强调这些群体的不同，会让我们错误地拿异质的“多元”社会，与所谓的欧洲的均质社会做对比。认为文化上的一致性使国家在欧洲容易建立是不正确的。譬如，想要整合法国不同分区与将“粗鄙人变成法国人”时所遭遇的困难（Weber，1976）；“意志软弱的西班牙”的离心倾向所造成的问题（Ortega y Gasset，1937）；想要将众多城市和省份的居民变成“意大利人”时所遭遇的障碍（Mack Smith，1969）；将德国单个的和不情愿的“故乡市镇”锤炼成一个德国（Walker，1971）；英国被持久划分为凯尔特（Celt）边疆和撒克逊核心（Hechter，1975），以及其特权阶级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巨大，仿佛像被划分为“两个国家”（Disraeli，1954）。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简单地将多元异质性与欧洲的同质性做对比是错误的。

种植园属地的“多元社会”不构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它们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倾向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特殊实例。资本主义方式，倾向于由不同的人口中创造一群“可以被自由处置”的劳工，而后把他们丢进缺口，以满足资本时时改变的需要。在所有这些步骤中，资本主义的方式再造资本与劳力间的基本关系。同时，它也给产生出来的劳动力再造异质性。它以两种方式做这件事：它将劳工的群体和类别划归不同的等级，又不断制造和再造他们之间象征性的“文化”区别。

前面已经谈到，花在工厂设备上的资金与支付工资的资金，其间的比率造成劳力市场的分裂。在市场上比较特权的环节任职的工人，比进入较低环节的工人享受较高的待遇和较好的工作环境。他们比较能够通过工会组织与政治影响力，去维护和增加报酬。相反，在较低环节就业的工人，直接暴露在失业劳工对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中，失业的劳工要把他们的工资与工作环境往下压。从较广大处着眼，他们不仅比较高的工人阶级工资低，工作也没有保障，也在“后备部队”的直接工作竞争前替较高阶级做缓冲，不论这种后备劳力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

分割工人阶级的相对利害关系，又因诉诸“种族”和“民族”的区别而有所加强。这样的呼吁将不同类别的工人分配到劳力市场的不同等级，将“劣等”的人群贬到较低的层次，而又使较高的层次与下面来的竞争绝缘。资本主义没有创造所有分开各类工人的民族和种族区别。但是使这些区别有效用的，却是在资本主义下的劳力动员过程。

就这一点来说，“种族”的区别和“民族”的变异有相当不同的含义。种族的名称，如“印第安人”或“黑人”是欧洲商业扩张过程中许多人口群被征服的结果。“印第安人”一词代表新世界被征服的人口，不论美洲原住民之间在文化上或体质上的任何差异；“黑人”一词，也涵盖供应奴隶的或成为奴隶的，在文化和体质上有变化的非洲人口群。前者是被征服的人，可以迫使他们服劳役或纳贡；而后者是“砍柴汲水之人”，以暴力得之，又威逼他们工作。这两个名词因而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这些人口被迫服劳役以供养一个新的主子阶级。同时，这些名词不顾这两大类别本身以内的文化和体质差异，不许任何一个类别有其自己的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认同。

种族称呼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在整个大陆人口被转化为供应强迫剩余劳力的政治过程。在资本主义下，这些名词不失其“无政治能力”的含义。它们激发特权阶层由这些“劣等”人口想到其所谓的血统，而不许其后代进入劳力市场较高的环节。于是，“印第安人”和“黑人”便被局限于工业群众较低的阶级，或被贬低到工业后备部队。工业资本主义中的种族类别是具有排外性的。它们污蔑某些群体，以便不许他们担任待遇比较高的职位，也不许他们接触担任这些职位所需的资讯。它们使比较占优越地位的工人与来自下面的竞争绝缘，使雇主不容易使用被污蔑的人口为低廉的替代工人或罢工破坏者。最后，它们强迫这些群体担任临时的职务，因此加强了他们彼此之间对稀少而不断变化资源的竞争，用这个办法削弱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动员政治影响力的能力（Bonacich，1972：555—556）。

种族类别主要的作用，是将许多人排除到工业群众（除了最低阶层以外）所有的阶层之外，而民族的类别却是表示特殊人口群本身与劳力市场某些环节发生关联的办法。这样的类别有两个来源，一个在所谈到的群体以外，另一个在其内部。当每一个群体进入工业的过程时，外人可以用其想象中的来源和其与劳力市场某些特殊环节假定的密切关系，给它归类。同时，这个群体本身的分子，逐渐以如此决定的群体的成员身份，作为建立经济和政治权利要求的资格。这样的民族性，很少吻合工业上征召到的工人最初对自己身份的看法。他们最初认为自己是汉诺威人（Hanoverians）或巴伐利亚人，而非德国人；是其村落或教区的分子，而非波兰人；是汤加群岛人或瑶族，而非尼亚萨兰人。一直到特殊的工人群体进入劳力市场不同的环节，并开始认为他们的进入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应该要维护的一个资源时，比较广博的类别才出现。这样的民族性因而不是“最初的”社会关系。它们是在资本主义方式下劳力市场被分割的历史性产物。

新工人阶级同时被创造和分割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它按照资本主义累积的一般节奏进行。这个节奏在加强时刺激新劳力市场的发展，在缓慢时又减少对劳力的需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累积随国际市场的混乱而慢了下来。但是 1919—1926 年，由于新的自动化输送系统使汽车和电器用品等耐久消费品的成本降低，它又有扩展的趋势。而后，累积的过程停滞和崩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庞大的军事支出，以及重建战争所破坏的工厂时，它才恢复。

在累积的最后阶段中，由电子机器所指引的自动操作（“连续处理技术”）被引入工业。自动化的生产单位，成长为自动化工厂及其周围相关活动场所的较大的综合企业（Nehnevajsa and Frances，1959：397）。在这些综合企业中任职的人，逐渐不再直接干预生产的过程，其主要的职责只是确保自动化机器顺利运作。自动化的工厂需要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