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世纪骗局的终结

文明，但其根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7000年〔例如梅苏赫尔格尔（Mehrgarh）、瑙莎罗（Nausharo）等地的史前文化〕，并且各文化层之间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在哈拉帕时期，出现了装备有洗澡间、卫生设施、排水槽的砖砌房屋，经过严密规划和布局的城市、街道、社区，高度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城堡和大型宗教性建筑，以及用于远洋贸易的大型仓库和船坞。在印度河流域，1500余个聚落已经被发现，它们分布于大约6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但实际上印度河文明向东和向南拓展，远远超出了印度河流域，总的覆盖面积可能达到130万平方公里。从地理上来看，哈拉帕文明的面积大约是同一时期的埃及古王国的两倍、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四倍。虽然没有留下像古埃及金字塔或苏美尔塔庙那样的宏伟建筑，但印度河文明的城市建设、分工管理，以及手工业和海陆贸易极为发达，其全部城市文明的复杂性，远非西亚和北非所能望其项背。大型城市比如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居住人口四五万，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都市。

农业方面，印度河文明使用犁耕，土地耕作呈十字交叉状。冬季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芥末、亚麻、豌豆、小扁豆、鹰嘴豆等。夏季作物主要为芝麻、棉花、大米、小米、豆类等。牲畜主要有瘤牛、绵羊和山羊。

手工业方面，印度河文明有制作玉石、玉髓、玛瑙、海贝等装饰品的高超技艺，尤其擅长制作珠子和手镯。印度河流域进口从阿富汗开采的天青石和从德干高原开采出的玛瑙，经过加工后输出到两河流域。印度河文明还生产青铜器、印章、彩陶。印度河工匠是远古世界最富有创造力、技术最高超的工匠之一。他们使用复杂的技术程序和专门的窑炉，把原材料制成全新的生活用品。较为惊人的是，印度河铜锯竟然与现代的钢锯一样锐利，这表明印度河铜匠可以生产出同钢一样坚硬的铜。用湿黏土高温制成的石镯和石环可谓独一无二，其技术在印度河文明末期便已消失，考古学家经十余年实验，至今仍无法完美复制。

一种独特而神秘的饰物为这个史前世界性贸易体系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蚀花红玉髓珠（garnelian），最早出现于古代印度河谷文明，印度河谷文明衰落后，蚀花红玉髓珠及其制作工艺也随之消失，考古界通常把印度河谷时期的蚀花红玉髓珠称为一期蚀花红玉髓珠。在很多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中，都曾出现印度河谷时期蚀花红玉髓珠的身影。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昌胡达罗（Chanhudaro）等，两河文明苏美尔时期的乌尔城和启什城，古埃及中王朝的阿拜多斯，还有叙利亚、希腊、伊朗和波斯湾等，甚至中国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都发现了印度河谷蚀花红玉髓珠。4000多年前，印度河谷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这种蚀花红玉髓珠，传播到当时古代文明的各个角落。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谷地区的苏尔图盖（Shortughai），曾发现印度河谷人的贸易中转站。苏尔图盖的印度河谷文明贸易中转站，被用于获得中亚的黄金、铜、锡和青金石等资源。苏尔图盖距离额敏县和昭苏县，较两河南部和印度河谷地区更近，路径上更为便利。但也不排除印度河谷人通过苏尔图盖与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发生交流的可能，或者印度河谷人出现在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的可能。

叶舒宪先生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发表《草原玉石之路与红玛瑙珠的传播中国（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境内，与草原玉石之路伴随而来的是来自南亚和中亚地区早期文明的红玛瑙珠的自西向东传播。最近，在新疆和河西走廊西段发现的红玛瑙珠表明，距今约三四千年的四坝文化先民发挥着向河西走廊以东乃至中原地区输送红玛瑙的“二传手”作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发挥着“三传手”的作用。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红玛瑙珠从印度河谷地区传播到新疆整整耗费了三千年时光，而从新疆到燕山以北的传播仅仅用了三四百年时间。再经过塞外史前文化的中介，红玛瑙珠最后辗转输入商周文明。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通过史前最早的世界性海洋贸易体系，印度河谷文明或原始韦陀文明（Proto-Vedic Civilization）影响所及，向西越过中亚、西亚，沿着波斯湾、北非海岸直到地中海，向东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直至长江流域的诸多地区。并且，与埃及和西亚相比，印度河谷文明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很少发现武器和屠杀、奴役的痕迹；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几乎不存在极富和极穷的分化现象；有一套以手工饰物（诸如手镯、项链）标示阶层和身份的礼制体系。总之，这是一个以祭司和圣王（Rajarshi）为中心，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王制、灵知的远古高级文明。

国际学界一度认可莫蒂默·惠勒的观点：印度河谷文明是由于雅利安人的东侵而灭亡的。惠勒的观点依据是在摩亨佐·达罗遗址最上层发现有格斗而死的人体骨架遗迹，以及韦陀诗歌中赞美因陀罗摧毁城堡的句子。但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如果据马克思·缪勒所说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最早约为公元前15世纪，印度河文明衰亡却在公元前18—17世纪，时间上完全不符合。同时，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层的人体骨架遗迹，亦不能成为证据。

关于雅利安文明的起源，这或许是世界历史里最纠结的地方。两百多年来，许多杰出的学者试图追寻雅利安文明的发源地，但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却迄今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自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提出的雅利安人入侵说，一直占据着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印度本土学术的自觉和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方面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的出现，雅利安文明的南亚本土起源说也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并获得了印度本土文化圈的广泛支持。跟中国一样，印度史前史研究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摆脱西方学术模式，走出疑古思潮的新时代。近二十年来，印度考古学家大多认为：印度河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印-欧语系的发源地。不过，这个说法所伴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被剔除：雅利安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种族，印度河文明也不属于某个国家，它属于史前超级文明圈，属于全世界。从考古发掘来看，印度河文明是一个开放的融合型文明，其中生活着多个种族，既有白种人，也有黄种人和黑种人。

由于中国学者对古印度历史、文化了解甚少，尤其是印度史前史研究的新动向、新思路，这方面的资料国内全无译介，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只能单方面信从西方学界所盲目坚持的源于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入侵说。其实，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内部，这两派对立的学说也在不断争论、补充当中，至今尚无定论。牛津大学于2001年出版爱德温·布赖特（Edwin Bryant）著《探索韦陀文化起源——论印度-雅利安移民》（Quest for the Origin of Vedic Culture——the Indo-Aryan Migration Debate）一书，汇集了两派学说代表人物的主要论文，可说是对19世纪以来两派论争的一个总结。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支持本土起源说的印度学者里，B.B.拉尔（B.B. Lal）作为当今印度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现的彩绘灰陶是印度现代考古学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