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世纪骗局的终结

碑，他将其定位在了《摩诃婆罗多》的年代，并断定印度河文明代表了韦陀雅利安文明。拉尔凭借已有的考古学证据推断，带有城垣防御工事的哈拉帕古城就是梨俱韦陀中的“城”（Purs），城中居民有远洋船队，从事海上贸易。雅利安人并非游牧或农耕部落，如一般人所构想的，他们是产业主，住在规划完备的城市里。他们有组织相当严密的政治机构，掌握了驯马的技术，还举行种种祭祀，喀利邦岗发现的祭坛便是明证。此外，他把《梨俱韦陀》的时间追溯到了公元前4000年。

关于印-欧语言及其文化发源地，在对较早的各派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后，拉尔指出，如果按照这些理论，几乎欧洲的每个部分都成了发源地：斯堪的纳维亚、芬兰、俄罗斯西南部、德国、立陶宛，等等，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也拒绝了中亚和西亚起源说。他认为，南亚才是更合理的选项，跟哈拉帕考古发现相对应的是韦陀诸经，而哈拉帕使用的语言就是梵文。根据梅赫尔格尔一地的考古发现，拉尔把哈拉帕文明的上限推到了公元前4500年，下限推到公元前1600年。

但拉尔这个说法的漏洞在于，假如筑城而居的哈拉帕人就是韦陀雅利安人，那他们的居住中心应该在莎拉斯瓦提河上游盆地，根据韦陀诸经记载，那里才是婆罗多人的聚居地，才是雅利安之地（Aryavarta）。但从哈拉帕成熟期的居住地分布来看，他们更多地聚居于莎拉斯瓦提河下游盆地，即今巴基斯坦的巴哈瓦尔浦（Bahawalpur）地区。据此，居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尚未干涸的莎拉斯瓦提河上游盆地，撰写了最早的韦陀诸经、创造了辉煌的韦陀文明的韦陀雅利安人，对我们依然是个谜，哈拉帕文明或许只是其旁系分支。

还有一种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雅利安人的圣河莎拉斯瓦提河有可能是阿富汗境内的哈拉克斯维提河（Haraxvaiti）。雅利安人的故乡有可能在中亚一带，后来他们迁徙到阿富汗地区，在那里进行了分化，一部分进入印度形成印度-雅利安人，创立韦陀教；另一部分进入伊朗形成伊朗-雅利安人，创立拜火教；双方信仰的神祇的善恶和各自语言中字母s和h都发生了对调。比如伊朗人拜火教中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在印度的梵语语境中被换成了Asura即阿修罗或恶魔。这种推测似乎比较合理，但缺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证据。

另一位重要的印度学者是P.L.巴尔伽筏（P.L.Bhargava），他也把韦陀诸经上溯到了4000~5000年前。他的研究表明，《往世书》（purana）体系和韦陀体系是一致且对应的，《往世书》的记载或许也以某种方式（比如口头传诵）存在于韦陀时代。他认为：韦陀文献所提供的证据已经清晰地反映出一个史实：由于大洪水的缘故，雅利安人离开了最初的家园，在其领袖摩奴（Manu）的指引下，来到了印度七河（Sapta-Sindhu）流域。这个史实在往世诸书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描述，往世诸书将所有雅利安王室的起源追溯到摩奴——维筏斯伐特（Vaivasvat）之子，明确肯定他就是印度-雅利安的第一个国君[82]。巴尔伽筏进一步指出，同样的史实也可以在西亚圣典《阿维斯特》（Avesta）里找到。故此，他推断，因为大洪水，雅利安人离开了最初的家园，其中的一支来到了印度七河流域并定居下来，而另一支迁徙到了伊朗。

对于世界史前史研究，西方学术界一直采取了两套标准。对于西方历史，可以无限上推，比如近代自德国西利曼（Schliemann）、英国伊文斯（Evans）在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上的新发现以来，西方学术界居然将希腊历史推前到5万年之久。而对于东方历史，他们拒不承认韦陀文明的本土起源，也不承认夏朝的存在，遑论黄帝、伏羲了。印度学者已经渐渐醒悟，有了学术自觉，而中国的学者们依然跟着西方学术界亦步亦趋，总是把中国历史斩头去尾，缩短历史的时间；把经书古籍视为神话传说，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附，加以自我矮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学者还对印度学者追溯韦陀文明起源真相的诉求，一律置之不理甚或斥为谬见邪说，其态度有时比西方学者更为傲慢。对此，我想借用杜维明先生的一句话：当中国的学者懂得弯下腰身向印度学习时，才表明他们真正成熟了。

一个世界性学术风气转变的征兆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编撰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里，“雅利安人入侵说”已经不再被提到，代之而起的是印度河文明独立起源说和上古亚洲文明圈互动说。该书总结道：

来自中亚各地的考古资料反映了整个发展过程，并且展示了极度辉煌的古代东方文明的全貌，这些文明以众所周知的哈拉帕型文明（是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为巅峰，分布在肥庶的印度河流域、苏联中亚南部、伊朗东部以及阿富汗。

……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证，表明中亚的居民一方面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兰文明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则与中国文明进行交流。诸如波斯湾这样的中介地区，则感觉到了文化交流的冲击，从而成为文化发展中心，而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区，则发展成了以战车为象征的一种社会和军事的精英阶层。于是，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使得我们能够重建一段连续的中亚文明史，它是人类伟大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3]

但是，当我们清除了殖民主义者设下的迷雾，把目光再次投向远古的韦陀文献时，却发现了更多的秘密和疑问，它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对世界文明起源的理解，最终把我们引向更大胆的假设，向传统的文明起源学说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