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超级文明圈的假设

西方人类学家于20世纪末提出了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概念。1993年考古人类学家谢拉特（Andrew Sherratt）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发表论文《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应该怎么样：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全面地阐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概念：从旧大陆或全球观点考察人类史上的重大变迁，如全球殖民、农业传播、冶金发展与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印欧人的起源。次级产品革命大体发生在青铜时代，牛、羊、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与青铜时代的展开同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车辆运输和骑乘使远距离贸易和互动成为可能，西亚无疑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中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近水楼台较早进入世界体系外围，欧洲大部分包括北欧随之加入，成为其边缘。几乎同时，经济人类学家弗兰克从现代世界体系出发，透过中古世界体系，也发现了古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主编出版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逐渐进入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弗兰克《白银时代》研究了古代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东西方在青铜时代就有了接触，像西亚、中亚和欧洲一样，中国或东亚也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社科院研究员易华考察了三代青铜文化，以青铜技术和游牧文化的起源与扩散为例证，断定中国跟欧洲一样，处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他在《夷夏先后说》里总结道：“青铜、牛、马、羊、小麦、大麦、蚕豆、牛耕、车马、毛制品、砖、火葬、墓道、好战风气、金崇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指示物或示踪元素，三代中国几乎照单全收，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国不是考古学上的孤岛，更不是人类文化的死角”；“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中国既是边缘，也是中心。东亚处于古代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又长期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安阳殷墟是国际性文化中心，青铜时代东方独特的世界性都市。古代世界体系中，4000年前龙山时代的中国是遥远的边缘，4000年后夏商周三代逐渐成了中心之一。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实质上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四个中心。”易华描述了这样一幅远古世界的景象：“帕米尔高原西边或中亚与西亚之间有青金石之路，东边或中亚与东亚之间有玉石之路，沟通东西的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是双向交流的，青铜之路亦然，洲际互动在青铜时代已蔚然成风。牛羊往来，骏马奔驰，麦浪滚滚，欧亚非三洲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旧大陆已形成连续互动的体系。”

青铜时代起始于大约5000年前，正当韦陀经所谓的斗争世或卡利纪（Kali Yuga）的开端，远古婆罗多就在这个时期里陡然衰落解体，而各大附属文明体借着青铜兵器与轻车快马之利，乘势崛起，独霸一方。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文明形态亦从有祀无戎、神权至上的玉帛帝道转向尚武重礼的青铜王制。《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叙述此一上古文化之大变局：“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泰国班清文化、印度哈拉帕文化皆未发现战争、殉葬、为战争而祭祀的迹象，也未发现围城或防御工事以及陪葬兵器的武士阶层的存在，倒是有专业的祭司阶层，率民祀神，唯祀为大。种种证据表明，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更为神秘的上古玉石时代世界体系。玉石文化出现于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美洲，南亚和中亚同样是“玉石走廊”的中枢。玉和夷文化关系紧密；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是贝加尔湖附近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个别可以早到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是东亚玉文化的起源地。韦陀诸经应该发皇于这个时代，原始雅利安文明也酝酿生成于这个时代。

上古世界贸易体系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经出现，巴尔干采石场制造的石器制品，遍及从黑海的多瑙河口到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广大地区，这显然是长距离交换行为的证据。种种贸易从石器逐步扩展到金属。到了公元前2000年，从今天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向东纵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海岸的水域，向东北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出现了一条长达5000公里的弧形地带，而远古国际贸易沿着这条漫长的道路悄悄展开，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其为“寂静的贸易”。在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人之后，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轮流坐庄，先后掌控古代世界贸易的领导权，他们以接力棒的形式，不断延续着这个体系，直到郑和、达·伽马和哥伦布的第二次全球大发现为止。

始于埃及的贸易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东部延伸，分三条路径通往东亚的核心地带。第一条通道从印度北部翻越喜马拉雅山麓，在今西藏阿里地区（后来的古象雄国）停留和中转，然后继续向东穿行，经今天的青海省，抵达盛产丝绸的成都平原——古蜀国。四川广汉、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的齿货贝以及源自阿萨姆的象牙。另一条就是所谓“蜀身毒道”，被后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它绕过喜马拉雅山，从阿萨姆向东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并向北经大凉山抵达成都平原。在云南楚雄、大理、昆明、曲靖和四川凉山等地均有齿货贝出土。第三条是海上航路，从恒河口起始，向东到达金州（今苏门达腊或马来群岛），然后沿海岸折向北方，在中国山东一带登陆。

贸易的路线往往就是文明传播的路线。史前全球贸易体系的存在很可能意味着史前超级文明圈的存在。基于20世纪以来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地理学等诸多方面的新发现，印度学者N.S.罗遮朗（N.S. Rajaram）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埃及、巴比伦、印度河谷文明崛起之前，曾经存在着一个伟大的文明。远古世界的中心就在那片从印度河到恒河之间的地方——创造韦陀文化的雅利安人就生活在那里。过去30年来的科学发现，推翻了“雅利安人入侵说”——中亚的雅利安游牧部落于公元前2世纪侵入印度平原，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并编纂了韦陀诸经。“文明的摇篮”远非如历史课本所宣讲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为我们解开一个久无答案的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为什么从远古以来，生活在从印度到斯里兰卡，从英国到冰岛的人们都明显地讲着互相关联的语言，都拥有非常接近的神话和信仰？简单的回答是：这些地方都曾经是一个伟大文明的一部分。这个文明在埃及、巴比伦、印度河谷文明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一个在“文明曙光”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明。[97]

这个假设逐渐被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的发现所证实：

历史学家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十卷本《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在其著作中写道：“印度是我们西方人的故土，梵文是我们欧洲语言的母语，她是我们的哲学的故乡……数学的故乡……是体现在我们基督教里的宗教理念的故乡……也是自治与民主的故乡，一句话，她是我们的文明之母。”[98]

人类学家伊萨克·泰勒（Sir Isaac Tailor）在《雅利安起源》（The Origin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