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凭什么？
苏美尔文明历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两河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出现的文明，也是世界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被冠以诸多的“第一”，比如第一个发明文字、带轮的马车、礼仪性大型建筑、灌溉、冶金、天文学、数学，等等。苏美尔文明简直是天外飞来，不可一世。苏美尔几乎没有资源，包括森林、矿藏，甚至在埃及很丰富的石头，但尽管如此，苏美尔人不仅了解地质学，知道如何获得矿石和其他方面的工艺，而且还制造出世界上第一种合金和青铜。在金字塔附近找到的一块泥版上，开列出了一道由两个数字相乘的计算题，其最终乘积如果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竟是一个十五位的数字195,955,200,000,000，这就是距今6000年的苏美尔人已达到的数学知识水平。然而，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古希腊人，还认为10000这个五位数字，简直是一个“大得无法计算的值”，凡是超过了10000的，就被称为“无穷大”。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苏美尔人的古老典籍中，我们能找到与现代星相图几乎毫无二致的星相图，难道他们那时就已发明了现代的测绘仪器？
按照一般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从伊朗高原和差不多纵贯如今伊朗西南部边境地区的扎格罗斯一带进入两河流域的早期居民，构成了苏美尔民族。但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在阿富汗山区到印度河谷之间，寻找到苏美尔人的踪迹，这一区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东将近2500公里的半径以内。这个假设很快就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明，在印度河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几个长方形的印章，无论从制作外观上，还是从图案风格上，看起来都与乌尔（Ur）和基什（Kish）古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十分相似，而印度河流域文明早期阶段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2600，其繁盛期在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正当苏美尔文明的成熟期。今天，印度河流域1500多座聚落被发现，它们散布在南亚西北部6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区域的两倍。并且，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自新石器时代起就一直保持了在各方面的连续性。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美国考古学者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得出结论：
虽然在社会和宗教组织中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但我们还没有新的居民进入次大陆并取代印度河流域原有居民的证据。事实上，在一些主要活动、技术、经济网络、城市组织和可能的社会仪式及政治结构上，保持着重要的连续性。[105]
实际上，苏美尔这个名称，英语为sumer，古巴比伦和亚述称之为sumeru，应该就来源于梵文“苏弥卢”（sumeru），意思是宇宙中心的神山。苏美尔吾珥古城遗址周围的平原上建立起来的许许多多的名为“吉库拉塔”的阶梯型金字塔，就是弥卢神山的象征。根据出土泥板的记载，这些塔庙全都是用来进行祭祀的，因为苏美尔人的神总是高高地居于神山之巅，所以需要到金字塔顶祈祷，使人能够接近神的宫殿，使神便于接受人的礼拜。按照苏美尔人的说法，这些塔庙是“天地的纽带”。这种祭拜方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迅速扩展开来，并且保持了数千年之久，从巴比伦王国到亚述王国，从巴比伦到尼尼微，随处可见这样的阶梯型金字塔，甚至连《圣经》里的巴别塔，其外形也是阶梯形状的，如果能够建成，也将是一座巨型的金字塔。
苏美尔文献《萨尔贡传奇》里，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建造古巴比伦城，号称“万王之王”的萨尔贡一世吹嘘道：
有船来自梅卢哈，
有船来自马坎，
有船来自迪尔蒙，
他让船一一停靠在阿卡德码头。
迪尔蒙即是巴林岛。苏美尔的货船从马坎和梅卢哈运来大量铜锭及其他物品如光玉髓、象牙、贝壳、天青石、珍珠、香料等，这些都是印度河文明专有的特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坎与梅卢哈一直被认为意指“印度河地”。梅卢哈（Meluha）来自于梵文Mleccha，意为“边地人”。马坎即今天的马克兰。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两座港口城市，即位于印度西海岸坎贝湾头萨巴尔马提河畔的洛撒尔和德里西北约310公里处拉贾斯坦北部古莎拉斯瓦提河左岸的喀利邦岗，至少在公元前2500年前就已经拥有用于大型海上贸易的船坞和仓库，这为印度河文明的远程输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在洛撒尔发现了船首很高的小帆船模型。大海中的季节性贸易完全由季风来决定，它在5月末或6月开始，8月结束。很多印度河船只可以沿着马克兰海岸长途旅行，进而沿波斯湾向上行驶，来到两河城市的港口。
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贸易反映在商品上的赤陶印章和许多记载商品贸易的文书上面。可以考证的最早的接触在公元前2600~前2500年，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中心乌尔城。乌尔皇室公墓里，随葬有精美的双锥形玉髓珠。对钻孔技术和加工过程的详细研究证明，长双锥形玉髓珠、装饰用玉髓，还有绿色石珠子，确实是远方的印度河流域的工匠制作的。庙宇和墓葬中玉髓珠、贝镯、象牙、贝壳镶嵌物的发现，表明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商品是为上帝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制造的。
与美索不达米亚从印度河进口东西的证据相反，在印度河地区没有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生产的东西。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书中列举了这样的出口品：毛织物、香料和黄金。这些东西易坏，或在印度河城市中已被加工成了新物品。美索不达米亚缺少圆柱形印章及印文，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没有直接参与印度河之间进行的贸易，没有美索不达米亚商人用印章盖过的商品运到印度河城市。很明显，印度河城市参与了原料进口和成品出口，这一切为便利的贸易战略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整个次大陆西北部印度河聚落快速成长和扩大的动因。印度河流域发掘的每座遗址里，都发现了成套的立方体燧石量器，它是复杂的二进制和十进制计算系统的基础，而且所有量器都符合印度河统治者确立的标准系统。这再次证明了史前印度河流域贸易网的强大和广阔。这个贸易网包括从遥远的西亚、中亚、阿曼和印度半岛进口原材料。
西亚向来被认为是定居农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从这里被传播到中亚、南亚乃至东亚。然而，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G.波塞尔（G.Possehl）所指出的，新的考古发现表明“近东动物植物驯养的范围比从前所假设的要大得多。它并未终结于伊朗/伊拉克的扎格罗斯山，而是一直从伊朗草原跨越到印度河河谷”。就是在这片广大的区域里，从地中海延伸至印度河，原始农业差不多发生于同一个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万年甚或更早。按照G.波塞尔的说法：
这个地区可以被视为史前时代的巨大交流场。它也是近东、伊朗、中亚和南亚动物植物驯养的扩大化核心地带。近东、南亚和中亚文明所专注的那些动、植物的驯养似乎都在这片核心地带里发生。其内部的交流是如此密切和有规律，以至于未来的发掘将不会在其中找到占主导地位的早期发明中心，动物植物驯养的早期实验所产生的理论和产品在这个交流场里被快速散播。文化变革和适应的力量是区域性的而非地方性的（近东、南亚、伊朗、阿富汗，等等）。丰富的交流以及理念和产品的分享乃是文化变革过程的基本因素。[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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