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玉琮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揭示出三星堆文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更为惊人，其种类的丰富和器型的精美，绝不输于良渚玉器。这些玉器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玉琮、玉璋、玉璧、玉环、玉符、玉锛、玉刀、玉剑、玉戈、玉牌、玉贝、玉人头像以及动植物形玉饰，等等。这些玉器大都采用透闪石玉料制作而成，所用玉材大多选料精良，采用了切割、琢治、打磨、钻孔、雕刻等手法，不仅在加工工艺方面显示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器型、纹饰、文化内涵等方面也都极富特色。日本专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上的几何图案花纹是人工无法打磨和雕刻的。还有两块直径约一米、水平切割的玉石石料，水平误差不过微米！而有的玉琮上有细若发丝的精美微雕图案。要知道，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在玉石上刻出如此高精度的图案花纹，连现代技术都难以做到。

以金沙出土的青玉琮为例，它的颜色为翡翠绿，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整个玉琮分为10节，刻有40个神面纹和一个人形图案。

人形图案在长琮的上端射口部，采用阴刻手法雕刻，形态壮硕，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甚长，向两边平举，其上都刻有一个向上卷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粗短叉开，长袖飘逸，大有飘飘乎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气势。这个神人纹，应该就是三星堆的天极主神。

金沙出土的青玉琮线描图及实物图


神面纹雕刻尤其精妙。每个神面纹的具体特征由上而下大致可分三层：采用平行线纹以表现神面的羽冠特征；用雕琢的大小圆圈表现鹰王的眼睛和眼珠；用长方形几何图形来表现鹰王的嘴部。鹰王迦鲁达在韦陀灵知神话里，作为至尊神毗湿奴的坐驾兼使者，是人神交往的媒介。而玉琮内圆外方，圆器像天，方器像地，琮兼圆方，正是贯穿天地的法器。

至此，对金沙青玉长琮神徽的解读已告完成。40个神面纹象征了至尊神毗湿奴无所不在，处于射口的神人图案则表现了高踞于宇宙树之巅的天极主神。从这个角度来反观玉琮，它似乎也是贯通天地的宇宙树、扶桑树、迷卢山、昆仑山的象征物。将作为山石精髓的玉作为原料来制作通天的礼器，其理论根据也应在于此。

这件玉器，因为与良渚玉器造型极为近似，有的学者就认为可能不是蜀地工匠所制，而是来自于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区域。但是，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仔细研究，他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如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由此看来，三星堆、金沙的玉器制作技术未必就直接传自长江中下游。更有可能的是，两地的玉器文化同源而异流，都来自于同一个史前高级文化体。

在距今5200年的良渚玉器里，我们看到了与金沙青玉长琮造型一样的神徽，只是表现风格、手法有所不同。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型玉琮上浮雕的“神人兽面纹”。这幅浮雕表现了一个戴着硕大羽冠，人面人身、兽足鸟爪，身上遍布变形夸张的鸟纹的神人，用双手护持着胸前一个凸起的几何图案纹神面（这幅浮雕的含义将在后文详细释读）。这个人鸟合体神纹无疑与金沙青玉琮上的神人纹表现了同一个神话母题。以前，学者一般认为这幅浮雕表现了巫王骑神兽通天的景象，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参照三星堆、金沙的人面鸟身图案和神面纹来解读。

玉琮在良渚文化以及同时的龙山文化中代表了一项重要特征，张光直先生因而将玉琮文化作为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主要基础，指其对中原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引用凌纯声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文化的形成是累积的，最下或最古的基层文化，可说是发生和成长于亚洲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化”，并且表明所谓的“亚洲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化”的基础就是良渚的玉琮文化。[171]

对“神人兽面纹”的解读，也使我们对三星堆—金沙和良渚两地共有的崇鸟和崇日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但如此，这种观念，甚至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象牙雕片和“双鸟负日”骨匕，其中的象牙、太阳鸟、用同心圆表现的太阳符号，都显示出河姆渡文明与三星堆文明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

对三星堆文明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一次“哥白尼革命”。全部的中国文明史都将可能以三星堆文明为基点，进行全面的检讨和评估。中国文明的起源将放在史前全球文明的背景上进行讨论，而三星堆，作为黄河、长江文明与印度河、恒河文明之间的重要环节，应当被视为连接史前东西文化的世界级王都。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甚至比数千年后的敦煌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