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驾于君王之上的祭司

在巫的“通天手段”里，除了冥想瑜伽的行气坐忘之法，还有业报瑜伽的祭祀之道。主持祭祀一向是巫的本色行当。我们回到观射父的那段陈词。在讲了巫的定义之后，他又谈到了巫的职能：

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职，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208]

这段话的意思是：

已经达到圣智境界的高明巫觋，被挑选出来履行如下职责：排列神灵的位置和主次，为神灵准备献牲、礼器和四时的祭服。从先辈导师的后代中挑选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担任“祝”，他们必须了解山河命名的由来、远古祖先的神主所在、宗庙祭祀的内容以及宗庙中男性祖先与女性祖先的匹配，保持斋戒祭祀的礼数、威仪、容貌、忠诚和信义，懂得举行火祭及沐浴的典礼，而又敬奉神明。在那些大族的后裔中挑选能了解四季的生态，知晓祭献神灵的牺牲、玉帛的使用，以及祭服的用法，礼器的大小，位置的主、副与显隐，祭坛的场所，天上地下的神灵及其姓氏大族的由来，并牢记古老的典章的人担任“宗”。

“宗”和“祝”显然是从巫觋中精选出来为王者祭祀、宗庙服务的祭司。原来离世苦修的巫觋进入了社会，以祭司的身份为国家社稷服务，指导君王及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业报瑜伽的修炼。“宗”和“祝”的身份，非常接近韦陀社会制度中的婆罗门阶层。在韦陀种性—行期法（旧译种姓制度）里，婆罗门是韦陀灵知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处于社会的最高阶层，其他社会阶层刹帝利（统治阶层）、毗舍（农商阶层）、首陀罗（劳工阶层）在婆罗门的指导下按韦陀原则履行各自的赋定职责，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对祖先、诸神、上帝进行献祭。不过“宗”和“祝”似乎是专为王室或大族服务的婆罗门，并且本来就是先圣大族的后裔，因而其社会地位也就较普通的婆罗门、巫觋更为崇高。巫觋宗祝的地位，绝非卑贱如后世的巫医或萨满，不必说三代以前，即便在殷商以至春秋时代的楚国，也是相当的可观，厕身于最高的权力圈。陈梦家先生根据甲骨文卜辞断定，在商代，“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王兼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因此，在更古的时代，“王乃由群巫之长所演变而成”。[209]我们再看一看三代王朝创立者的功德，就会发现，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如夏禹便有治平洪水的神力，所谓“禹步”成了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又如商汤能祭天求雨，后稷竟能奇异地使自己的庄稼比别人的长得好而又成熟快。在楚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楚王及其高级权力阶层都与巫有关。例如，楚昭王的顾问观射父本身就是一个大巫；楚灵王“善能巫术”；楚有令尹之官，为他国官制所无。与其称令尹为宰相，不如称之为副王，“令”与“灵”音通，为巫意，故令尹可能是群巫之长的意思，最著名的是屈原，很多学者认为他原本的身份就是巫。[210]

《庄子》一书里记载了很多上古得道的隐士，这些人的地位很高，连帝王贵胄都要去拜见他们，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而他们也俨然以精神贵族自居，对世俗的生活进行批判。例如《逍遥游》里著名的隐士许由：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许由自认为是执掌天人相通之职的尸祝，而将帝王比作庖人，显然暗喻自己的祭司地位比帝王要高贵。而尧也确实认为自己不如许由，所以要让天下于他。但许由坚守婆罗门出世的本色，不愿越俎代庖，为了富贵权势而牺牲婆罗门的精神地位。许由是庄子理想的“真人”，估计也是大巫。庄子所言虽未必是历史事实，却反映了远古巫文化时代的意识形态特点。

巫处于最核心、最高的权力阶层，与婆罗门的地位是一致的，而与萨满完全不同。萨满虽然也有巫的一部分本领，但并没有巫的社会地位，萨满往往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巫是人天导师，整个社会的灵魂。离开他们，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沟通天地”的媒介和手段。这从祭祀对于巫文化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来。在《国语·楚语》里，观射父阐述了祭祀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

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国于是乎蒸尝，家于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契其粪除，慎其采服，虔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获临之……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于神？

整个社会被动员起来，进行沟通人神、祖先的各种祭祀，其核心的领导人物就是宗祝，故“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依靠巫的圣智和超自然力量，社会各阶层的成员，“自公以下至于庶人”都得以参与到神圣无比的“通天”活动之中，感受到神明的临在，为生命、世界找到了终极的解释和意义。于是，“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人与神在各自的维度被彰显出来，宇宙的秩序由此得以建立，“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尤在决定社稷存亡的军事之前，原因也正在于此。

透过观射父对祭祀意义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种祭祀活动背后，隐藏着一套精深玄奥的灵知体系，贯穿了宇宙—神—人共融的精神。围绕这套灵知体系，产生了巫的社会领导地位以及神权政治和灵知型社会。可以说，是否拥有灵知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神权政治的领导地位，是巫文化时代的巫或萨满与王权时代的巫的根本区别。

这段文字里，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与巫文化相关的时间因素。由“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国于是乎蒸尝，家于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来看，祭祀的举行贯穿于岁、时、月、日、辰，因此，精确的天文历法知识是举行各类祭祀的先决条件。而观天授时，正是掌天握地的巫的本领之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尧典》，就可以豁然贯通了。

《尚书·尧典》在开篇赞颂尧的治绩之后，接着叙述当时的政治活动，所记载的首要政务即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