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里的天竺遗风

古代印度对先秦中国文化的影响，从20世纪初就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1918年，新郑出土了一件具有楚文化特征的莲鹤青铜方壶，造型奇特，艺术风格迥异。郭沫若对这件青铜器作出了独到的解释：

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与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围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例。而于莲瓣中央复立一清劲俊逸之白鹤，项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啄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

莲鹤青铜方壶


更进，以莲花为艺术活动之动机，且于莲花之中置以人物者，此乃印度艺术中所习见之图案。盖赤道地方之莲，硕大无朋，其叶若花，每可乘人载物也。此壶盖，取材于莲花，复于莲心中立一白鹤，与印度艺术之机杼颇相近似。中国自来无此图案，自来无此大莲，谓作者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然必有相当之自然条件以为前提。中国之小莲，与此夸张之着想不相应。余恐于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故中原艺术家即受其影响也。[227]

其实莲花在韦陀文化中一向是吉祥美丽、纯洁超脱的象征，郭氏以为莲鹤青铜方壶受印度艺术之影响，确有见地。随后的研究和发现表明，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而且其范围广泛而深刻。

在楚辞里，“芙蓉”“夫渠”满目可见。而这只清劲俊逸的青铜鹤，与后来在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驭龙”帛画里那只昂首站立于升天龙舟之上的仙鹤，也似乎出于同一机杼。郭氏所说的“时代精神”，应该与楚国的巫文化不无相关。

著名的历史学家、神话学家丁山先生在其遗作《古代神话与民族》中对当时的各家之说作了简略的叙述：

是说也，近世东西学者犹疑其未尽。如德儒孔拉第著《战国时中国所受印度之影响》，证明庄子吐纳之术，出于印度《瑜伽师》禅定说，鲲鹏之化亦为《大战书》（Maha Bharata）所传金翼鸟（Supanra）故事之变相。又谓，邹衍所谓五德终始与印度四大五谛相应；大九州说与印度四大部洲尤相符；而其说最值吾人注意者，则自屈原《天问》中更寻出若干传自印度之故事，如月中有兔，鳌戴山抃，虬负熊游之类。日人藤田丰八著《中国史乘所传二三神话考》，对于《天问》故事渊源印度说，推阐证发，所获尤多。滕田氏又著《中国石刻由来》，谓昭公十五年《左传》所称“阙巩之甲”，即犀甲，犀，梵语Khadga，正为“阙巩”对音；……《豳风·七月》所称兕觥，亦即印度人用犀角杯可以消毒之意，更证明中印文物之交通，不始春秋战国，或远在宗周初叶。[228]

但影响之最深切者，丁山先生以为还是荆楚文化。他举了若干例证，例如楚人尚左，与中原尚右不同，是印度人习惯；楚人以肉袒为对尊之仪，其俗正同印度；楚国流传的远古典籍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婆罗门教有极深的渊源。

据丁山先生的考证，楚史倚相所读《三坟》即婆罗门教之三《韦陀》；《五典》即楚国《训典》《祭典》《鸡次之典》等，而“婆罗门教经书中有《法经》（Dharma Sutra），搜集四姓之义务，与社会规范等以成其体例，与《鸡次之典》颇相似。经书中又有《家庭经》（Grhya Sutra），说明家长司祭之仪式，《天启经》（Srauta Sutra），说明祭官所司之大祭，与屈建所称《祭典》性质亦相近”。其实韦陀诸经之补充文献中有《五祭典》（Pancaratrika），包括入门仪式、祭司日常职责、神像崇拜、祭司的行为及品性、安装神像以及建立庙宇等内容，似乎与《五典》的名目更为吻合。

《八索》之“索”，源于梵语sutra，意谓以简短的警句，统括教义的大纲，宛如以线串珠，意思与“索”相同，音也接近，以此推断，《八索》必与印度sutra 一类的“经书”有关。《庄子》所引《法言》即《八索》佚文，其中如“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之类的警句便具有sutra的风格。

《九丘》即《九歌》，“《九歌》来源古矣！始于夏后氏祭天，其变也乃有《九韶》《九畴》《九州》《九共》《九攻》”。丁山先生以为这些乐曲“或蒙婆罗门教音乐之影响”。“此种（《九歌·东皇太一》所描述的）迎神仪式，全异华风。《小雅·楚茨》：‘絜尔牛羊，以往烝尝……工祝致告……苾芬孝祀。’此真华夏祭典之准则也，楚人则代牛羊以蕙兰，代工祝以巫唱。巫唱，先拊鼓然后安歌，此婆罗门教徒诵经之常仪也。且，‘桂酒椒浆’，有似于‘苏摩祭’所用之苏摩酒；‘瑶席玉镇’，有似于‘压石赞者’歌赞苏摩之压石（adri），灵之姣服，五音繁会，亦无不仿佛婆罗门教之祭仪。沅湘间流行之《九歌》原本不可知，但就屈原润色之迎神曲《东皇太一》考之，则全用婆罗门教诵经仪式，是知楚国民间宗教濡染于婆罗门教尤深，宜倚相所读《三坟》《八索》多婆罗门教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