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鲁达：《山海经》里的太阳神鸟

在汉之前，关于句芒的记载主要有如下一些：

《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

《尚书大传·鸿范》：“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

《墨子·明鬼下》：“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郑穆公……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

《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丘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吕氏春秋·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世本·作篇》：“句芒作罗。”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勾勒出句芒的形貌特征：鸟身、人面，而且“面状方正”，与良渚神徽上的羽人图像完全吻合。句芒为太皞伏羲氏之佐，对应于鹰王迦鲁达作为毗湿奴使者兼坐骑的角色。《尚书大传·鸿范》《淮南子·时则训》的记载显示出太皞、句芒与“榑木”，即扶桑木或宇宙树有关，太皞为东方“木德之帝”、句芒为“木官之神”的说法，似乎都源自扶桑木、宇宙树神话。

《薄伽梵往世书》有一段关于迦鲁达的记载：

在沙勒玛丽岛（Salmali Dvipa）上有一棵沙勒玛丽（Salmali）树，该岛因此树而得名。那棵树和普拉克沙（Plaksa）树一样高——换句话说，有一百由旬宽（八百英里），一千一百由旬高（八千八百英里）。博学的学者说，这棵巨树是众鸟之王——主毗湿奴的坐骑迦鲁达的居所。在那棵树上，迦鲁达向主毗湿奴献上韦陀祷文。

这棵八千八百英里高的巨树可能就是“榑木之野”的那棵扶桑树的原型，而鸟王迦鲁达、毗湿奴的坐骑高踞其上，这才是太皞伏羲之佐句芒的原始形象。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句芒之“句”，读作“勾”，有可能是梵文迦鲁达的对音，而“芒”似乎点出了鹰王的身体特征。这种原始的音译方式，也与女娲、伏羲二词的翻译方式相似。《世本·作篇》曰“句芒作罗”，是说句芒也可以称为“罗”，鸟王迦鲁达在佛典里正是被翻译作“迦楼罗”，可知“罗”也是迦鲁达的华夏音译之一。

至此，良渚神徽之谜已经昭然若揭。这个神徽是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猪鹰合体玉雕的延续，也即是太一、北斗的灵知象征符号，可以称为太一北斗神徽。良渚太一北斗神徽的左右两侧经常相伴有两只云鸟，冯时先生以为即象征雷公、雨师，与前文所记马王堆帛画《太一将行图》描绘的情景亦相合。

前文在探讨三星堆文化时，曾解读过金沙遗址青玉琮上雕刻的羽人纹饰。这个人形图案在玉琮的上端射部，采用阴刻手法雕刻，形态壮硕，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甚长，向两边平举，其上都刻有一个向上卷起的羽毛形装饰，犹如大鹏展翅飞翔；双脚粗短叉开，长袖飘逸，大有飘飘乎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气势。这个羽人纹，与良渚神徽上的羽人图案具有同样的身体特征，不过一个取了蹲踞的姿态，另一个则是飞翔的姿态。与良渚神徽不同的是，金沙羽人是被单独表现出来的，并没有与象征北斗的猪首组合在一起，但这也使得人物的形象更为突出，证实了良渚神徽中的人形图案确实是可以与猪首分离的、具有独立性的灵知象征符号。



良渚玉琮，其上半节为多首纹，下半节为猪首纹（左）；良渚玉琮，四面皆为鸟首纹（右）


这件青玉琮上还雕刻有40个精美的神面纹。每个神面纹的具体特征大致由上而下可分三层：采用平行线纹以表现神面的羽冠特征，用雕琢的大小圆圈表现神面的眼睛和眼珠，用长方形几何图形来表现神面的嘴部。表面看起来，这种神面纹与良渚神徽的猪首纹类似，但细察则颇有出入：金沙神面的眼纹为环形，比较小，而良渚神徽猪首的眼纹为椭圆形，形状也要大得多。比较起来，金沙神面的眼纹更接近鸟眼，例如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铜鸟的鸟眼就是这样的环形；而良渚神徽猪首的眼纹则明显是猪眼。此外，更引人注目的是，金沙神面上没有扁平宽阔的鼻纹，而良渚神徽猪首的鼻纹却非常明显。据此可以断定，金沙神面纹绝不可能是猪首纹，而是鸟首纹，即宇宙之鸟句芒、迦鲁达的象征符号。上海福泉山出土的一件玉琮分两节，上节刻鸟面纹，下节刻猪首纹，鸟面纹的式样与金沙神面纹完全一样。这件灵知美术作品无疑也表达了鹰猪合体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夏的史前灵知美术里，通常都避免直接表现神灵的形象，而是使用某种与该神灵密切相关的灵知象征符号来表现主题。这可能出于一种对神明形象的敬畏心理，但却使得表现方式显得过于抽象，很容易被误解为单纯的动物或图腾崇拜，从而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神话学研究领域的误区。事实上，图像纹饰上某些易于忽略的细节或标识，往往具有标志性的作用，使灵知象征符号与其他更单纯的纹饰区分开来。



内蒙古敖汉旗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尊及纹饰展开图（左）；河姆渡文化陶钵上的“猪拖北斗”图（右）


例如冯时先生破译的两例以猪为题材的灵知美术作品，一件是内蒙古敖汉旗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尊，上面由鸟、猪、鹿图案组成的纹饰，经考古天文学的研究，居然是公元前5000—前4000年的二分日天象星图！其中的猪纹象征北斗，鸟纹象征张宿，鹿纹象征危宿。另一件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长方形夹炭黑陶钵。陶钵圆角，平底，呈倒梯形斗魁形状，外壁两侧各绘刻一猪，形象逼真。这种做法以前通常被认为是河姆渡先民驯养家畜的反映或是原始图腾崇拜，但猪的中心标示出的一颗圆形星饰，以及陶钵的斗魁形状显示这是一件灵知美术作品：猪和猪身上背负的星纹一起组成了“猪拖北斗”的主题。[259]

再比如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鹰猪合一玉雕，如果鹰的胸前没有雕刻九宫璇玑图，就很难断定这是一件灵知美术品。

大汶口文化尖底陶器及陶器上的日鸟符号（左上、右上）；大汶口陶背壶上的“扶桑鸟王”符号（左下）与金文“重”字（右下）相差无几


这几个灵知象征符号解读案例也说明了源于史前韦陀灵知体系，以猪为象征的北斗崇拜以及以鹰为象征的太一崇拜，在中国史前时代所具有的时空广度。远在6000—7000年前，一北一南、一西一东，都出现了意义相同的灵知象征符号，这应该足以证明一个跨地区超级史前文化圈的存在了。

《山海经》专家喻权中先生将句芒的踪迹追寻到了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在著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一字，它在两个遗址的三件器物上重复出现，表示它已经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了，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已有学者指出，此符号取象一载日之火鸟落于扶桑之上。扶桑者，榑木也，而据《尚书大传·鸿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