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数弥天

以上是就易理而言，从数的方面来说，阴阳五行八卦即象数之学，与天文、星占、卜筮有很大的关系。这类方技，在上古时代都是沟通神明、察知天命的手段，与性命之学配合，从内外两方面来贯彻宇宙—神—人一体共融之道。冯友兰先生以为中国象数之学，与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派之学说颇多相同处，且其相同处之多，令人惊异。要之，皆以神圣数字表达宇宙之发生与结构，并运用于天文与音乐。这个合学术、宗教为一体的古希腊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毕氏学派把整数看作是人和物的各种性质的起因，整数不仅从量的方面而且在质方面支配着宇宙万物。对数的这种认识和推崇，促使他们热衷于研究和揭示整数的各种复杂性质，以期来左右和改变自己的命运。整数和几何学的研究被应用于宗教秘仪、法术、占星学和占卦上。对毕氏学派而言，对几何形式和数字关系进行沉思的目的在于达到精神上的升华、解脱，而不在于求知欲的满足。这与“洁净精微，易之教也”的心地发明和数论的解脱诉求，无疑是一脉相通的。

河图（左）；洛书（右）


与易相关的数术之学隐藏在两幅神秘的图像里，此即传说中的“河图”“洛书”。这两幅秘传古图最初由朱熹的弟子蔡季通自蜀地搜得，朱熹后来将其列在《周易本义》的卷首。按照朱熹的理解，“河图”之数为十，“洛书”之数为九。他解释：

《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无为想的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行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图”之数也。“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截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角、六八为足。

“河图”用十个黑白圆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木。

南方：两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行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行为金。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行为土。

其中，单数为白点为阳，双数为黑点为阴。四象之中，每象各统领七个星宿，共二十八星宿。

“洛书”则是根据《大戴礼记·明堂》中所记的“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九个数字，从右至左，自上而下三三排列而成，于是可以画成以五居中位的图形，实际就是九宫。《易纬·乾凿度》有太乙行九宫之说，太乙即太一，所行九宫为：中央招摇，北宫叶蛰，东北天留，东宫仓门，东南阴洛。南宫上天，西南玄委，西宫仓果，西北新洛。太一移宫的日期为东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八节，与太阳运行的方向和位置有关。

“河图”实际代表四象、五行。考虑到上古灵知天文与灵知神话结合的传统，“河图”应当也与主宰四象与五行的诸神有关。考之于《薄伽梵往世书》，五行的主宰神与玛纳首塔尔山四神以及中央苏迷卢山的梵天（即黄帝，五行为土）相配（参考前文《东君行天的轨迹》一节）。

“洛书”代表太一所行九宫，根据前面的考证，这个太一应该就是太阳之主宰神大日那罗衍那或太皞伏羲。沿着玛纳首塔尔山，以苏迷卢山为其中轴，太阳载着大日那罗衍那环绕苏迷卢山周行，其所处方向、位置可以由对应的苏迷卢山巅环中央梵天金城而分布的八大神所居的宫殿标出，此即太一移宫说之所本。故太一移宫与太阳运行的方向、位置有关，移宫日期则为东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八节。在韦陀的星象央陀罗（Yantra，器具）传统里，也使用“洛书”，其名正是Surya-Narayana yantra，即大日那罗衍那央陀罗，象征太阳能量的运行，央陀罗中数字的排布跟“洛书”完全一样。并且，除了太阳以外，七大行星皆有央陀罗相配。

据《往世书》的记载，这条太阳的运行轨迹与灵魂升天之路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河图”“洛书”不但涵括了韦陀灵知地理、灵知天文、灵知数术、灵知神话，也指向那条不朽的通天之路。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龟（左）和玉版（右）


八节又与八方、八卦相配。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八卦乃据河洛图书推演而出。汉人多宗此说，以河洛图书解释八卦来源。《易·系辞》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此意。

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图”“洛书”以及八卦的传承可以追溯到无文字可考的史前时代。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座王者墓葬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摆放在墓主人胸部的雕刻玉版和夹放玉版的玉龟，其位置恰好对准墓口上方象征王权的巨型石斧，这是一套前所未见的史前法器。玉版呈长方形，长11厘米、宽8.2厘米，通体呈牙黄色，内外两面精磨，其中三条边磨出榫缘，且两条短边各钻有五个圆孔，一条长边钻有九个圆孔，在没有榫缘的另一条长边钻有四个圆孔。玉版正面雕琢有复杂图案，中心部位刻有两个同心圆，圆中心刻一方八角图像；两圆之间以直线均分八区，每区内各刻一枚叶脉纹矢状标分指八方，外圆之外又琢四枚矢状标分别指向玉版四角。出土时玉版夹放在玉龟腹甲与背甲之间。这块公元前3000年的玉版就是作为通天法器的“河图洛书”。

玉版边缘的圆孔数，为四、五、九，表示太一自一循行至四，还至中央五；自六循行到九，还至中央五。玉版外圆之外的四枚矢状标指向宇宙四方的宇宙树，也隐含了四象。两圆之间分指八方矢状标表示八方、八卦；两圆之间的八区加上中心圆，就成了九宫；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该象征太一。这幅玉版，结合太一、四象与九宫，乃是一件将“河图”“洛书”合二为一的至高神器。它实际上隐藏了“宇宙平面图”和“太一移宫图”，其作用除了占卜以外，还可以与“非衣”、玉琮一样，帮助离开躯体的灵魂登上升天之路。彝族也有“河图”“洛书”，但却分别以“地数”“天数”标示，似乎更符合两图的原意。如是，贾湖玉版实为“天地数图”。

印度河陶印上的“亞”形纹饰，明显跟宇宙方位和结构有关


八角星纹也是广泛流行于上古世界的灵知符号，不但出现在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仰韶文化，还出现在史前的中亚和西亚。[295]例如在土库曼西部的格欧克休尔·奥亚西斯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就有一只陶钵上刻有典型的梭形八角纹，嵌在一个“亞”形纹中，其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时间上与中国的八角纹陶器基本相当。这一时期的“亞”字形纹饰在中国也有发现。此外，虽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八角星纹，但印度河出土陶印上却多有“亞”形纹饰，这种纹饰显然跟宇宙的构造有关。

近来学者研究帛书《周易》的卦序，发现其中蕴含了一套与今本《周易》不同的宇宙观。其实质也是一种天地—神—人、日月星辰、四时五行一体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