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所未闻的东土神都

史诗《摩诃婆罗多》载“cina”亦遣兵将赴俱卢之野（Kuruksetra）参预关涉雅利安文明之存亡的俱卢大战，由此可推测古蜀或许是史前雅利安文明圈在东土的一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重镇。

首先是古蜀的货币，采用的是“国际货币”体系。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一种海贝，大小为虎斑贝的1/3，中间有齿形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据史载，印度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当地居民交易常用齿贝为货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于串系，用作货币进行交易。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这类海贝，并不止三星堆一处，在云南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以及四川凉山、茂县等地多有发现。这些地区没有一处出产海贝，都是从印度地区引入的。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方连接起来，恰是中国西南与古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线——蜀身毒道。这表明，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经济绝非独立封闭，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国际经济体。通过以贝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使古蜀与史前雅利安文明圈保持着持续而久远的经济交流。考古上也已经证明印度河文明与商朝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在印度河文明发现了属于商朝的物品，在商朝也发现了印度河文明的物品。杰里·本特利《简明新全球史》如此写道：

考古发现表明，在商朝，也可能在夏朝，中国就有了远距离贸易的线路。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商朝墓中的玉石来自中亚，包括马拉战车在内的军事技术通过中亚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商朝青铜冶炼所使用的锡来自于东南亚的马来半岛，玛瑙贝是经由东南亚从缅甸和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运送而来的。……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中发现了几件商代的陶器。[299]

据《史记》和《汉书》，蜀商很早就到“滇越”从事贸易，还到身毒贩售蜀布、筇竹杖等蜀物。蜀布即蜀锦，滇越即今天的东印度阿萨姆地区，身毒是梵语Sindu的转音。“印度”一名也是从Sind来的，是河流的名称，即今天的印度河。Sind一地现在位于巴基斯坦，正是印度河谷文明的发祥地印度七河之所在。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开国宰相考底黎耶所著《政事论》中提到：

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解释，cinapattasca的意思是“成捆的中国丝”，cinabumijah的意思是“产生于中国”。印度考古权威M. C. 乔什（M.C. Joshi）认为，Kauseyam的意思是“中国蚕茧”。据他考证，古梵文文献中谈到韦陀大神都喜欢穿这种“中国蚕茧”纺织的衣装，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制成的丝织品。综合两位专家的意见，这句话可以翻译成：

那架上的中国蚕茧和成捆的中国丝都是从中国来的。

除了出口贸易，古蜀还从印度进口大量用来献祭神明的象牙，金沙遗址发现的成吨的亚洲象象牙就是证明。假如蜀地产象，就没必要囤积如此多的象牙，这么大的储存量，显然是长途贸易造成的结果。此外，古代巴蜀还从西亚输入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类人工宝石原产地均在西亚，有悠久的历史，后来传播于西亚和印度河地区。

从文化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也不同于中原的殷商文化，倒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包括西亚在内的史前雅利安文明。

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在乌尔，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在尼尼微，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800）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还出土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古埃及最早的青铜雕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在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达罗遗址也发现了若干人物、动物雕像。并且，三星堆人物青铜雕像从人物造型、艺术风格、功能体系上无不与近东文明相近，而与中原迥然不同。

印度河文明古城与三星堆古城，都有发达的青铜器制造工业，都以青铜雕像为其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它们共有的武器都是柳叶形青铜短剑。并且，两座城市的青铜器制作工艺都运用了铜焊法，而铜焊法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并不存在。据段渝先生的研究，商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无论在选料、合金类别的用途还是熔炼技术方面，都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有别于华北商文化。反之，东周时代的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文化中，有较为浓厚的蜀文化早、中期青铜文化色彩。段渝先生推断：

不论在古蜀本土还是中国其他地区，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的文化风格都是绝无仅有，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它具有发生演化序列。在非金属制品中，也同样找不到其祖型。这就意味着，三星堆大型雕像群虽制作于当地，但其文化形式和风格却不是包括蜀地在内的中国所固有。

从世界文明史上的青铜雕像文化形式的起源的发展观察，三星堆雕像文化的来源可寻端倪。它不仅与世界文明初期青铜雕像文化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而且在年代序列中的位置也恰相吻合。因而，它有可能是通过南亚文明的途径，由古代的滇缅道，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并把它融合进蜀国自身的青铜文明之中，使它表现出浓厚的复合型文化的特点。[300]

至于黄金面罩，西亚艺术的许多雕像都饰以金箔，如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就覆盖着金箔。乌尔王陵中的公牛雕像，亦以金箔覆罩牛头。自然，还有埃及、迈锡尼覆盖在死者头部的黄金面罩。

权杖起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代前半叶。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的铜权杖首。青铜时代西亚使用权杖标志权力的传统，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体现得比比皆是。古埃及考古亦发现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三星堆文明用权杖代表王权、神权，就更与中原用鼎、斧钺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雅利安文明完全一致。

古巴蜀对祭祀的极端重视，祭祀的方式和对象，以及祭政一体的政治体制，也表现出明显的韦陀文明的特征。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古国施行的是以祭祀为中心的礼乐之治，并不张扬武力和强权，这一点与近东文明重富强、隆法治、好征战的传统差别甚大，也与殷商时代人牲、殉葬的作风殊异，反倒与印度河文明的精神气脉更为相通。大致可以推断，虽然同处史前雅利安文明圈，三星堆文明似乎更多继承了韦陀文明的婆罗门文化，而远古近东文明与中原文明则体现出了更强烈的刹帝利文化的气息。从这个角度来说，三星堆文明才是将婆罗门和祭祀奉为至上的韦陀文明的真正继承者，也就是说，正统的韦陀文明从印度七河消隐后，在遥远的巴蜀却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而近东文明乃是一种经过较大变异的雅利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