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留下的启示

近来的考古学研究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三星堆文化内涵并非川西平原独立发展演化而成，也绝非输入自中原、华北的夏殷文化，从大范围空间连续性分布的文化丛及其分布年代来看，倒与以西亚、南亚为主体的史前雅利安文明圈更有亲缘关系。

先从城市文明来看，华北早期的城市，无论河南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还是早商的偃师尸乡沟商城，皆无法同三星堆蜀都和古城成都的规模相比。与古埃及的早期城市例如梅里姆达遗址、希拉康坡里遗址相比，三星堆古城和成都古遗址群要大出几倍甚至几十陪，人口也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城市规模而言，与之最相近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早期城市，例如乌尔、乌鲁克，以及印度河文明时代的摩亨佐·达罗，其城市面积都在2~3平方公里，人口在3万以上。

三星堆古城和印巴次大陆古代文明的两座典型城市——摩亨佐·达罗、哈拉帕——的城市文明意趣尤为接近，都有密集的生活区、作坊区，错落有致的房舍、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城市中轴线，规划有序，布局井然。摩亨佐·达罗城市多以土坯为建筑材料，而三星堆城墙上垒砌的土坯又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最早使用土坯材料的实例，成都羊子山大型礼仪建筑也用土坯垒砌而成。在谈到三星堆古城墙的功能和用途时，段渝认为，三星堆古城墙并非一防御体系，而是具有宗教性质和神权象征性，为宗教性建筑。大型宗教礼仪活动和祭典，有可能便是在宽阔的城墙上或南城墙内高大的土台（祭坛）上举行的，而这种情形，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古代文明、印加文明城墙和城堡的功能竟毫无二致。

再来看三星堆横空出世的青铜文明。由这种高度成熟的青铜冶金术而来的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更非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尽管在商代考古中也偶尔发现过铜人面像，但不仅数量少，体量小，而且在头型、面容、风格和功能体系诸方面，均与三星堆所出大型青铜雕像群有异。三星堆大型雕像群展现的是一座大型礼仪中心与王权结构相结合的内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广阔的社会背景，不可能来自华北的殷商文化。反之，上古时代的西亚、埃及、爱琴海区域以及印度，都在史前雅利安文明圈的世界体系之内，都产生过高度繁荣的青铜文明。4500~5000年前，这些地区包括埃及、西亚、希腊均出现了青铜雕像，并显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印度河文明的摩亨佐·达罗，以一件青铜舞女雕像展示了其高超的青铜工艺水平。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雕像，左右手腕各戴三道手镯，两小腿近足踝处各戴一圈方格形纹脚镯。这类手足同时戴镯的习俗，既不是古代巴蜀，也不是西南夷和中原民族甚或西亚的人体装饰艺术，但它不仅在印巴次大陆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中比比皆是，而且在印巴地区早期的青铜雕像艺术中就已有了明确反映，比如前面讲到的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青铜舞女雕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等，都不是商代川西平原乃至华北文化的产物。而在西亚著名的乌尔王陵殉葬品中，曾发现黄金制成的“神树”。古埃及王国时代的一幅浮雕上也刻着满是飞禽走兽的大树。在古代爱琴海克里特人的宗教仪式中，女神的标志是神圣的树、树枝和鸟，一幅克诺索斯壁画的宗教舞蹈场面上，就醒目地画着几棵这样的神树。古印度的“太阳树”，树上有飞鸟，树干有多头那伽，其意象与三星堆大神树尤为契合。至于黄金面具，迈锡尼文明有用纯金制成的戴在逝去的国王们脸上的金面罩，古埃及有法老图坦卡蒙用纯金打制而成的栩栩如生的葬殓面具。再就是金权杖，三星堆金杖用金皮包卷杖身，用青铜铸成龙头形杖首，形制呈细长形，学者认为可能是融合了西亚和埃及两大文明的特色制作而成。

不过，三星堆青铜文明亦有其极为鲜明的特征，即彰显神明的至高无上。与西亚、埃及乃至摩亨佐·达罗青铜雕像主要以表现人物、突出王权的意趣不同，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呈现的是一个由至上神和诸神、祖先、神性宇宙构成的神灵世界，诸神与天地万物都以至上神为中心，获得其相应的位置和意义。也就是说，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皆是为祭祀、为崇拜神明而设。此外，三星堆的金权杖虽然形制与西亚、北非的权杖相似，其功能却不是夸耀王权，而是用来昭示神权的至高无上。在三星堆的青铜世界里，王公的形象在神面前毋宁说是卑微的，比如那些戴冠跪人像，有的是被剪发绑缚的，神态凝重，恐怕并非奴隶、罪人、俘虏一类贱民，而是象征王族贵臣，为解百姓社稷之灾祸，在神明面前谢过领罪，以求神明宽宥。证之于《金枝》一类的民俗学研究，以及《吕氏春秋》载商汤剪发磨手、献身求雨的传说，即可知此乃上古王风，后世帝王的罪己诏，便是其流风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