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从韦陀典看华夏上古道术

道通为一 / 太一生水 / 原人四足



道通为一

追溯华夏文明的源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似乎一向以实用理性自居，不喜言怪力乱神的民族，其实跟其他远古文明诸如埃及、印度、希伯来、希腊、波斯一样，也是从神明与灵魂、天道与心性的感通交融中获得灵感和力量，进而生发出文明之光，开拓出文明之法姿的。在这些远古文明的文明基因里，都隐藏了一套贯通宇宙—神—人，从而将玄学—神学—宇宙论涵摄为一体的神圣知识及其修炼路径、运用方法，在华夏被称为“天人之学”，犹如古希腊称其为“诺斯替”（Gnostic，译为灵知），古印度称其为“韦陀”（Veda，本意为知识，或一切知识的源头）。庄子在号称“晚周第一学术史”的《庄子·天下篇》中将此传承于三代的“天人之学”总结为“古之道术”，其言曰：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又曰：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

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第二段文字描述了“古之道术”的运用范围，“配神明、醇天地”是“内圣”的功夫，“育万物、和天下”以下是“外王”的作略。而圣之所生、王之所成，神之所降、明之所出，其关键、根源在“一”。这个神秘的“一”生成、涵摄、包有了神明、天地、万物、天下、百姓、本数、末度、小大精粗，是以一旦逆转上达于“一”，便可向下顺成此“其运无乎不在”的“道术”。

接着，庄子在评价他最称道的“古之博大真人”关尹、老聃时，透露出上古“一”系玄学的精蕴：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这里，统摄一切、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一”又被称为“太一”，体“太一”之“博大真人”，洞察卓立于“常”“无”“有”之境，故而精神虚静，上通神明，和济天下，成就万物。

从《天下篇》 的论说来看，“一”或“太一”是觉解蕴藏于《诗》《书》《礼》《乐》 《易》《春秋》乃至百家之学中的“古之道术”的关钥。从现存的文献来看，老子《道德经》确于“一”多所发扬，比如“载营魄抱一”“故混而为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等等。丁山、王中江等学者都认为：“一者，道也；太一者，大道也。”[310]原始儒家也将“太一”视为礼的本源，如《礼记·礼运》云：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大一”，即“太一”，“太一”分判而为“天地”，转化为“阴阳”，变显为“四时”、鬼神、命，无疑也是涵摄化生天地、阴阳、四时、鬼神、性命的终极性的根源，天地万物的主宰。

《吕氏春秋》更将“乐”之来源也追溯到了“太一”，《大乐》篇云：

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

此“太一”即是《易·系辞》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太极”，也即是老子所谓的希夷之“道”。

由此看来，“太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破解了“太一”，也就找到了儒道之源，拈出了上古天人学说的总纲纪，整个华夏上古文明的精神世界将因而被照亮。

古今学者对这个在恍兮惚兮中的“太一”做了不同的解释，大抵有四类：

一是“元气”说。如孔颖达《礼记正义》云：“太一者，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

二是作为抽象化的宇宙本原或天地运行法则，是为“哲学概念”说，一般认为《礼记》《庄子》《老子》《吕氏春秋》 中的“太一”皆属于这一类。

三是“星神”说。《淮南子·天文训》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高诱注：“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史记·天官书》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又《周易·乾凿度》卷下有“太一行九宫”之说：“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太一神居于北极星，并且行于九宫，又与《史记·天官书》之“帝车北斗”说吻合，其言曰：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司马贞《索隐》引宋均曰：“言是大帝乘车巡狩，故无所不纪也。”“帝”以北斗为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主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宇宙的秩序。作为“星神”的“太一”，就是这至高无上的“帝”，应该也具有至上神的身位。

四是“神名”说。神名“太一”首见于《楚辞·九歌》，其中有“东皇太一”一篇。再见于宋玉《高唐赋》之“醮诸神，礼太一”，以及《鹖冠子·泰鸿》：“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稍后的《史记·封禅书》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这里的“太一”显然具有至高人格神的位格，却不是一神论的God，因为他手下还有五帝、百神作为他的助手。《史记》的说法使“太一”与殷商甲骨中被无数次提到的“帝”联系了起来。见于殷契卜辞，祭祀的对象除了“帝”，还有“五帝臣”“帝五臣正”一类的辅佐之神，以及日月、山川、贤圣、祖先等。周代彝铭上也提到“唯皇上帝百神”一语，分明是一至上神与众多半神（demigods）兼而有之。饶宗颐先生认为这种体系属于heno-theism，近于印度韦陀时代的宗教，[311]他指出：

殷代的最高神明是帝，帝是自然的宇宙主宰。……卜辞每言燎土是祭地，与蒿之祭天，都是事上帝之礼。其时所谓上帝是最高级别的宇宙神，实际包有天地而统摄之。[312]

显然，殷代的“帝”和出现于晚周的“太一”指称的是同一个作为“整体大全”（complete wholeness）的包有统摄天地万物的至高人格神。

“太一”在殷代也被称为“大乙”，丁山先生认为商汤之号大乙即《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他说：

日行东道，名为甲乙，则商人自可尊大乙为东方大神。可是，东方的大神大乙，汉以后人颇多写作“太一”或“泰一”。[313]

此“大乙”或“东皇太一”似乎又与日神及日的运行有关。

李零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