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的狭窄缝隙里喷出来，就像一个行家里手，仅仅凭着血腥味我就知道小迎死了，小迎再也回不来了。血腥味所代表的死亡甚至比死亡本身还要逼真。我在第一时间就明白小迎死了，包括她的嘴和鼻子，还有她的老气。我也迅速成长为一个老气的孩子，转身跳下车厢，拼命喊：“出事了出事了！”

随后便是静静展开的混乱。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只能看见混乱的场面，听不到半点声音。不过这就够了。大人们出现后，他们的混乱和他们的镇定从两方面共同证实了我的判断：小迎死了！两个康拜因撞在一起，把小迎夹扁了！小迎，包括她的嘴巴、鼻子和老气，全都扁了。总之，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死。准确地说，是听见死。关于小迎在两个康拜因之间的样子，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细致描述。但结果只有一个，小迎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坐车回家了。姑姑急于打发我走是因为她听到了一些议论：去火车上藏猫猫是东声的主意。姑姑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心里很害怕，但没撒谎，承认是我的主意。有很多年，我都不敢再去姑姑家，一是怕看见小迎的父母，二是怕看见火车和铁路。直到1997年，我偏偏住在了铁路旁，我的新单位——宁夏文联的家属楼就在铁路旁，火车站和仓库之间的一条铁路，只跑货车，速度极慢，没有规律，但凌晨四点左右的一趟总是雷打不动。刚刚搬进新居的那一年，每天的后半夜我都是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火车车轮持续撞击铁轨的声音很优雅，很有节奏，却冷极了硬极了，让我再三地想起天地间那些明明暗暗的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比如，小迎的死。小迎是被两个康拜因夹死的，这里面除了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还有什么？我认为这样的死是死里面最下流的，是不可接受的。我总是想，这样的死可以更改就好了，所以，列车的轰隆声中，有关于小迎的另一种死在天地间流传，那是另一种可预见的死，另一种更悲壮的死，比如，你去参加一场战争，你不幸战死，这死就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战死是所有死里面最可接受的死。病了十年死掉，也是可接受的。退一步讲，被火车轧死是可以接受的。而被火车上的两个康拜因夹死，算什么呢。所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列车的轰鸣声中，我不知不觉创造了无数种小迎的死。小迎死了，这个事实不变，小迎如何死由我决定。当然总是和列车脱不了干系。不过，在珠海的九洲大道上，这突如其来的回忆倒让我发现，我其实已经成功地遗忘了小迎，我是有能力遗忘的，会记住也会遗忘。既然如此，我当然还可以遗忘更多的东西。

说远了说远了，东声首先是一个回忆症患者，其次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好，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和写作关系不大，和回忆症瓜葛甚多。比如刚才，居亦博士对我少作《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的谈论，便把我，把2015年的东声强行拉回到1990年，让我一下子记起了写这个短篇时的点点滴滴：草稿写在一个绿皮本子上，塑料封皮上印有“学科学”三个字，“学”字顶上的三点是奔向太空的三架飞船，微微凸起，可以触摸。抄稿用的是八开的方格稿纸，当时我不能容忍稿纸上出现任何涂抹的痕迹，只要发现错了一个字，就把整页稿纸废掉，从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重抄。还记得其中的第九页总是出错，就像着了魔，不是此处出错就是彼处出错，连续重抄了五遍，虽然很恼怒，又拿自己没办法。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回忆中的我，像一只饥饿的蜜蜂看见了荒原中的一片花海，钻进去，久久不肯离开。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回来，回到会场，回到五十岁，哪怕只是出于礼貌，却做不到。时间变成一根透明的管道，弯曲且狭长，一旦不小心滑入管道的底部，就很难爬回去。透明管道里有一个略大于九十度的犄角，把我挡在时间的另一侧，就如同被“现在”无情地开除了。那个犄角也是透明的，看上去似乎毫无阻隔，却又难以顺利穿越。心里越急越是没有办法。好在这样的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也知道，自己近来状况良好。几秒钟后，也可能是两三分钟之后，我的意识回到了当下，看见了一张张熟悉的脸，听见居亦博士正在深情朗读《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中的某个片段。我半是得意，半是害羞，害羞的部分比得意的部分更加真切。这再一次表明这个叫东声的家伙回来了，在时间的修长管道里来去自如，可以回去也可以回来，可以回忆也可以不回忆。

随后的提问环节回答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即将告一段落时，身旁的范荷生随口问我，最近在写长篇小说吗？我犹豫了一下，不太坚定地回答，在写。范荷生很感兴趣，问，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我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军事题材。范荷生一听，略感失落，他显然更希望我的新长篇是关于我的文学故乡——海棠村的。范荷生一直认为我的小说还是写乡土的那一部分更好，更纯熟。他甚至建议，不要写乡土之外的东西。为了“安慰”范荷生，我说，写写停停三四年了，始终写不下去。范荷生问，你不熟悉军事题材吧？我说，其实我从小就是个军迷。范荷生大概没听懂“军迷”的意思，别人也没听懂，我只好说更多的话，而且故意显得自信满满。我说，我是一个军事迷，我对军事的了解程度，说夸张一点，也许够做一个军事间谍了，我所掌握的军工知识，有些也许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一位博士生看上去很兴奋，大概也是军迷，举手要提问，范荷生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活动就到这儿。鼓掌声中，下午的活动结束了。

当晚住在澳门，范荷生请我吃饭，那几位有课题的老师和学生也来了。范荷生还请来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叫王龄。落座后范荷生介绍说，王龄在澳门有自己的心理诊所，主要研究超心理学，并治疗和超心理学有关的心理疼痛。王龄又是篆刻家，身兼澳门松山印社社长。范荷生小声对我说，饭后大家去王龄那儿喝喝茶写写字。范荷生知道我喜欢书法，事先给王龄介绍过，王龄很给面子，对我的字有好感，愿意刻一枚闲章，换我一幅字。王龄的年龄一时不好判断，像是三十出头，又像是更大一些，目光傲慢，又暗藏文雅，傲慢和文雅的混合体，仍然是一种纯净的可亲可近的气质，令人相信此人是尖锐又善良的。我对这种气质既有明显的不适，又有明显的好感。

等菜的时候又说起了军事题材。和范荷生不同，其他人对这个话题明显更有兴趣，很想知道我在这部长篇里到底打算写些什么。

我说：“写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冲动，但也可有可无，并不强烈。也许和我的平脚板有关，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平脚板，当不了兵，也当不了运动员，这样一来，反而更关心军事和体育方面的东西。”

说到这儿，我意识到范荷生的存在，故意用消极口吻说：“很可能扔下不写了，我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半途而废，写不动就扔下，过几个月甚至几年捡起来再写，再写不动，再扔下。每一次写作都是从某一个旧底子上开始的。”

这也是实情，大家表示接受。

“什么是心理疼痛？”我问王龄，我想把话题引开。王龄稍稍想了想，说：“比如，一个人明明被截肢了，却感到早已不存在的那部分肢体还在疼，疼痛难忍，十分真切。医学上称之为幻肢痛。幻肢痛其实是一种心理疼痛。如果一个人生来就缺胳膊少腿，则不会有幻肢痛。凡是有幻肢痛的人，都是曾经四肢健全的人，这说明了什么？幻肢痛和记忆有关，和心理有关，是精神身体医学研究的对象。psychosomatic medicine， 即精神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