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人，她会冲我笑，会亲切地喊我的名字。我不喜欢回家，在村里四处游荡，她只要看见我，就会疯狂地喊我的名字，说，东声快回家。有时候她还会跑过来拉我，我心里感动，表面上却忘不了她是傻子，总是要急忙打开她的手，甚至掐她。但是，她一点不生气，见了面还是笑呵呵的。看得出，她对我笑，和对别人笑有些不同，她对我笑的时候，是把我当孩子看待的，笑声里含着一点点母性，憨憨的，笨笨的，让我想起母猪婆。在她丈夫面前，她像个孩子，在我面前，她像个大人。她丈夫是个大好人，对我们很好，对她也很不错，不让她干任何活，好像只要她活着就行，能陪他做爱就行。他们做爱的声音很大，尤其是奴羔，会放开嗓门大喊大叫。不怕你笑话，大了几岁后，我开始做春梦了，奴羔就经常出现在我的春梦里。半年后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村子，后来再没见过面。上高中的时候，听说她过河的时候掉进河里淹死了，我还偷偷掉过眼泪。总之，缺爱的感觉就这样一直延续了下来，虽然结了三次婚，都没有补上。或许应该这么说，三个前妻可能都是爱我的，只是她们给予我的爱，和我对爱的需求有些距离。因为，在爱这个问题上，我是有亏欠的。而第二次第三次婚姻又有新问题，我女儿，我和第一任前妻的女儿，一直跟着我，由于我本人有过寄人篱下的经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总是谨防在女儿面前，我倒成了当年的我哥——被妻子挟持的我哥。我明确申明，我的底线是怎么都可以，不能让女儿觉得，爸爸再婚之后这个家不再是她自己的。可是，要守住这个底线其实很难很难。事实证明，当我们强调底线的时候，恰恰预示了底线是很容易失守的。我不想批评别人，也不想推脱自己的责任，但是，有一个体会是可以说说的：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因为，爱不只是态度，更是能力，如果爱牙齿都需要学习，爱一个人就更需要学习了。不知道说清了没有？刚才是不是提到了回忆症，没有吗？反正躲不开回忆症，回忆症的根源其实不一定那么远，那么神秘。回忆症的根源就是爱的缺乏，爱的饥渴。当我日复一日地模仿我母亲的厨艺喂养自己的时候，表面看来我在回忆我母亲，事实上，我在自己疼爱自己、怜惜自己，我既是我自己，又是我母亲。你说有没有一点道理？这是我现在才认识到的。”



居亦早已是眼泪汪汪。说实话，我绝非喜欢看人哭，也绝非认为，爱哭是好女人的重要标志，但我真的觉得，居亦的哭美到极致。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向你保证，自从上了大学，一直到今天，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一次都没想起过奴羔，奴羔这个人就好像根本没存在过一样。就算我是一个严重的回忆症患者，也从来没有把奴羔视作可资回忆的一个人。可见回忆症本身也是势利眼，它同样会挑三拣四。回忆症其实并不会回忆所有的事情。”

居亦说：“奴羔，我记住了。”

我说：“她丈夫，那个大好人，后来也得癌症死了。”

居亦问：“他们有孩子吗？”

我说：“有一个儿子，听说很正常，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居亦脸红了，问：“总不是你的孩子吧？”

我举起手吓唬她，要撕烂她的嘴巴。

她却把我的手指吞进嘴里，做出爱死了，得把我吃掉才行的样子。我心里很臭美，因为，看得出她真的爱我，她对我的爱完全是真情流露。她其实否定了我刚才的观点：爱是需要学习的。在她这儿爱只需要流露。她的例子，让我又认为，爱，和有没有爱有关，和会不会爱无关。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装是装不出来的。爱是流露，如此而已。刚才她用五个指尖弹琴一样抚摸着我的手背，肯定不是学来的。

我说：“爱，回去吧？”

她问：“你叫我什么？”

我说：“好话不说两遍。”

她说：“应该是好话不说三遍。”

我说：“那好，我再说一遍。”

但我想了想，还是没说。历史上的事情，不会出现两次。

我站起来突然跑远了。

居亦撵过来追我。

我像年轻人一样在前面跑，并大喊大叫。

居亦在后面也在尖声喊叫。

然后，我们又腻歪在一起了。

我们在七步镇又待了两天，四处看了看，然后就一同回海棠了。我想起海棠那几个富人，开铁矿的，承包工程的，贩运药材的，反正是有钱人，要么明着换了老婆，要么暗中养着一个到多个小三，海棠人早就司空见惯，我何必自作多情呢。我带着居亦回到海棠，连介绍都免了，因为人们都很知趣，没人会问她是谁。

关于我的前世李则广，我打算放在一边，不再理会。李则广是李则广，我是我，我们之间如果有联系，不过是不同能量之间的联系罢了，此能量已经转换为彼能量，正如麦子已经转换为面粉，甚至是面粉已经转换为粪便。

春节过后，我和居亦乘火车去了重庆。先开车到兰州，还了朋友的车，和朋友玩了两天后再从兰州乘火车前往重庆。无意中我们再一次路过了已经作别的甘谷，以及看不见的七步和海棠。火车在甘谷站停了几分钟，有不少甘谷乘客上来，用大嗓门说着我熟悉的家乡话。前面几个站也有乘客上来，嗓门都没这么大。

显然，我和居亦都有微妙感受。

列车重新跑起来之后，我说：“据说张之洞和袁世凯选兵练兵，有迥然不同的眼光和要求。张之洞的要求是，军人不仅要勇敢善战，还要有文化。袁世凯的要求是，除了勇敢，军人还应该具备两个特征，一个是笨，一个是老实。我们甘谷——其实是整个天水，整个古泰州，自古以来就是夷夏交战的前哨地，也是历代朝廷的重要兵源地。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这儿的人在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性格，正是袁世凯、也是历代统治者喜欢的类型：笨，老实，勇冠三军，视死如归。”

居亦则礼貌地转移了话题，说：“这次在七步和海棠才真正理解了你为什么说，小说的前世不在过去，在未来。也理解了布尔加科夫的观点，小说并不来自纯粹的自我，而是相反，从自我中解放出来，才能进入真正的写作。”

我说：“居博士，你接着说。”

她又说：“这次在海棠，我看到了两个东声，一个是回到故乡的东声，一个是在故乡流浪的东声，两个东声相互对立，矛盾重重。”

我说：“你没找到小说中的海棠。”

她说：“找到了，又没找到。”

我说：“海棠是一个被迫成为海棠的地方。”

她问：“怎么讲？”

我说：“我出生于海棠，这已经是被迫的，上一世我出生于十里外的七步镇，这也是被迫的。写作需要一个稳定的观察点，它只能是海棠不能是别处，所以，海棠又是被迫成为海棠的，海棠再三地被迫成为我小说中的样子。”

她说：“我觉得，从故乡和作家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作家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和故乡平行的，作品不高于故乡的作家。一类是流浪在外的作家或者在故乡流浪的作家，比如贝克特，是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卡内蒂，是犹太裔英国人，还有